二、地方长官是唐代市舶事务的主要管理者
    虽然朝廷向地方派遣市舶使负责有关市舶事宜，但是与此同时地方长官却始终掌管着市舶管理之大权（注：关于唐代市舶管理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既然朝廷派遣市舶使出使地方，则市舶大权即由市舶使掌管，地方长官只是监领大略或有时兼任此职，故权力主要归宦官（李庆新：《唐代广州的对外贸易》）。另一种意见认为市舶管理大权在广州地方长官之手，此以前引王贞平之《唐代的海外贸易管理》一文所论较为充分。但他认为广州地方长官常兼市舶使，亦即以兼任市舶使一职以发挥其管理职能，并认为唐代没有常设的市舶机构等，则尚可商榷。）。前期掌握于军区长官都督、总管手中，中后期则掌握于节度使手中。
    有唐一代的广州都督、节度使共计有114位（注：《岭南文史》1984年2期载陈谦《唐代岭南节度使建制考》的统计为114人，但将市舶使周庆立、吕太一亦计入其中，除此二人后实为112人。今补刘巨鳞、陆杲（参两唐书《卢奂传》），仍得114人。），粗略统计见诸文献记载与蕃舶管理有直接、间接关系的就有23人（注：即高宗朝之路元睿，则天朝之王方庆（《新唐书·王綝传》），玄宗朝之宋璟、裴伷先、李朝隐、刘巨鳞、陆杲、卢奂（两唐书《卢奂传》），肃宗朝之韦利见（《旧唐书·肃宗纪》），代宗朝之张休（《旧唐书·代宗纪》）、徐浩（《全唐诗》卷一四九刘长卿《送徐大夫之广州》）、李勉（《旧唐书》本传）、路嗣恭（《旧唐书》本传），德宗朝之李复（《旧唐书·李暠传》）、王锷（《旧唐书》本传）、徐申（《新唐书》本传），宪宗朝之马总（《旧唐书》本传）、孔戣（《新唐书》本传），穆宗朝之郑权（《旧唐书·敬宗纪》），文宗朝之卢钧（两唐书本传），宣宗朝之韦正贯（《新唐书》本传）、萧倣（《旧唐书》本传），昭宗朝之陈佩（《旧唐书·昭宗纪》）等。）。他们分布于高宗至昭宗的各朝，覆盖唐代之前中后各个时期。
    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年）路元睿为广州都督，“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他“冒求其货，昆仑怀刃杀之”（注：《旧唐书》卷八九《王方庆传》。）。据《通鉴》记载其被杀一事详情是：“有商舶至，僚属侵渔不已，商胡诉于元睿，元睿索枷，欲系治之，群胡怒，有昆仑袖剑直登厅事，杀元睿及左右十余人而去，无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注：《唐纪》卷二○三则天后光宅元年条。）地方当局之所以能够对外商“冒求其货”，“侵渔不已”，就是因为他们直接掌管市舶管理大权；外商有了不满是向广州都督投诉，并由其进行判决，其愤怒的矛头所指也是广州都督。路元睿被外商杀死后，改任王方庆为都督，他“秋毫无所索”（注：《新唐书》卷一一六《王綝传》。），一改前任都督的做法。可见广州地方长官直接掌握着市舶管理之方针政策和具体事务。唐后期之岭南节度使掌管市舶管理的记载更为丰富。兹仅举一例以明之：王锷于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年）至十七年（801年）为岭南节度使，“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注：《旧唐书》卷一五一本传。）如果不是由节度使掌管市舶大权，王锷怎么可能“尽没其利”，以致富于公家呢？
    由广州地方当局掌管市舶是南北朝以来的传统。梁天监年间王僧孺出为南海太守，“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注：《梁书》卷三三本传。）南海太守掌管市舶大权不自王僧孺始，而是“历政以为常”。唐代正是继承这一传统而由广州地方长官负责市舶管理的。
    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有一段对东南沿海市舶管理的指示：“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怨嗟之声，达于殊俗……其岭南、福建、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注：《全唐文》卷七五。）这个诏令表明市舶管理的大权在地方上集中于地方长官之手，他们负责对外商之“存问”、蕃舶的各项具体管理事务、蕃商之贸易管理等各个方面。
    事实正是如此，地方长官对市舶的管理体现于市舶事务的各个方面和环节：
    （1）奏报
    蕃舶抵达之后，由地方政府负责及时向朝廷上报。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这种奏报制度还可以从《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下》关于罗越国的记载中得到印证，“罗越者，北距海五千里，西南哥谷罗，商贾往来所凑集，俗与堕罗勃钵底同。岁乘舶至广州，州必以闻。”罗越国在今马来半岛南部（注：参陈佳荣等《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4页。）。可见地方政府要将蕃舶到达之事及时向朝廷上报。
    （2）检阅
    蕃舶进港后，首先由地方长官对其进行检查。大历四年（769年）李勉为岭南节度使，当时“前后西域舶泛海至者岁才四、五，（李）勉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故末年至者四十余。”（注：《旧唐书》卷一三一《李勉传》。）李勉因廉洁而不对蕃舶进行检查，这是特例，那么按照惯例节度使应对蕃舶负责检查。李勉之前蕃舶所以稀少，就是因为前任节度使“讥视苛谨”（注：《新唐书》卷一三一《宗室宰相·李勉传》。）。“讥”即稽查，“讥视”与“检阅”都是指对蕃舶的检查。
    本来这种“检阅”是行使国家主权的正当方式，但是实际上不少节度使却以“检阅”之名而行敲诈勒索之实。开成元年（836年）卢钧为岭南节度使，“海道商舶始至，异时帅府争先往，贱售其珍，（卢）钧一不取，时称廉洁。”（注：《新唐书》卷一八二《卢钧传》。）大中三年（849年）韦正贯为岭南节度使，“南海舶贾始至，大帅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售以下值，（韦）正贯既至，无所取，吏咨其清。”（注：《新唐书》卷一五八《韦皋传》附子正贯。）这些是节度使行使“检阅”职能时的不同做法和表现。大多数是利用这个机会压价强购，即前文所谓“讥视苛谨”，像卢钧、韦正贯这样清廉的是少数，故“凡为南海者，靡不捆载而还”（注：《新唐书》卷一八二《卢钧传》。），于是造成外商“至者见欺，来者殆绝”的情况；而韦正贯到任后“悉变故态，一无取求，问其所安，交易其物，海客大至”（注：萧邺：《岭南节度使韦公神道碑》，《全唐文》卷七六四。），表明节度使之贪廉与执行政策之好坏，直接影响蕃舶之多寡和对外贸易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