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享有“风闻言事”、无须查实的奏事特权
    如果说台谏事权相混、合成一势，并由君主亲除的台谏制度的形成，奠定了组织人事上的基础，那么许以“风闻言事”则为这种制度的全面形成，并充分发挥“耳目”职能，提供了权力上的保障。所谓“许风闻言事者，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注：《长编》卷二一○引王安石语。）也就是说，台谏对传闻中得到的材料，不必追究真实与否，也不必书告事人的姓名，便可据而弹劾，而不负任何责任。据洪迈《容斋四笔》卷一一《御史风闻》，这一特权在晋宋时就已出现，但仅限于台官；由于它不利于国体人事，唐玄宗于开元十四年正式取消了不题告事人姓名的“风闻言事”。至北宋，不仅在御史中重新恢复了这一传统，也特许谏官行使。北宋台官和谏官均得“风闻”的新制，也始于仁宗朝。《长编》卷九一天禧二年二月甲寅条载，右正言鲁宗道常常“风闻”论列，“上意颇厌其数”。这表明真宗后期虽有“风闻言事”的现象，却未得到君主的一律认可。仁宗为了使“耳目”官“广开言路”，这一特权始为台谏普遍行使。尤其是庆历年间，台谏“风闻言事”的奏章连篇累牍。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言及滕宗谅被弹劾贬斥一事时说：“台谏官风闻未实，朝廷即便施行。”（注：《长编》卷一四三，庆历三年九月戊子。）可见台谏“风闻言事”之一斑。台谏既为君主亲除，又复享有“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其权重气盛，愈发不可一世。
    宝元元年正月，苏舜钦上疏：“台谏官既得其人，则近臣不敢为过，乃驭下之策也。”（注：傅平骧、胡问陶：《苏舜钦集编年校注》卷七《诣匦疏》。）一语道破了仁宗创置“耳目”、许以“风闻”的奥秘所在。熙宁二年十二月，苏轼也指出：“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忽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注：《苏轼文集》卷二五《上神宗皇帝书》。）“内重之弊”，指宰执权力过重对君权产生的威胁；“救内重之弊”，就是利用“耳目”官，监视近臣，扼制相权，以防宰辅擅权。因此，相权每每受制于台谏。元祐元年正月，侍御史刘挚言及仁宗朝的台谏势力时说：“执政臣僚，苟犯公议，一有台谏论列，则未有得安其位而不得去者，其所弹击，又不过一二小事，或发其阴私隐昧之故，然章疏入，即日施行。”（注：《长编》卷三六四，元祐元年正月庚戌。）事实也如此，据统计，自明道初至嘉祐末的20余年里，由台谏论列而罢免的宰执，达23人之多（注：梁天锡在《北宋台谏制度之演变》一文中统计为15人，见台湾版《宋史研究集》第九辑；罗家祥在《北宋仁、英两朝台谏》一文中又补充8人，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皇祐元年，御史唐介据“文彦博知益州日，作闲金奇锦，因中人入献宫掖，因此为执政”的传闻，上疏弹劾他“阴结贵妃，外陷陛下”。文彦博是否因贿赂贵妃而掌执柄，仁宗当然清楚，所以即日贬唐介“春州别驾”，次日却又依唐介的不实之弹，罢去文彦博的相权，而旋诏唐介回朝为殿中侍御史。对此，王称作了这样的评论：“唐介之论彦博，若其言不至大讦，则彦博去位而介亦安于职矣；惟其讦，乃所以见黜也。且彦博虽有过，宰相也；使廷辱宰相而不问，则于眷礼大臣之道有所未尽，故斥介以慰彦博。介虽讦，台谏也；或偏信大臣而抑台谏，则于听言之美为有愧，故罢彦博而行介之言，使之俱无怨焉。”（注：《东都事略》卷七三《唐介传》。）孤立起来看，似乎事无是非，行无准则，实际上，仁宗以台谏监察近臣、扼制相权，正遵循了“异论相搅”的家法。“异论相搅”一语出于真宗之口（注：见《长编》卷二一三，熙宁三年七月壬辰。），意即让政见相左、各不相能的大臣共处一朝，使之相互纠讦牵制，以达到控制大臣的目的。仁宗以严格的台谏制度，使“异论相搅”的原则具体化、制度化。王称的论述就是以具体的事例指出了仁宗利用台谏“异论相搅”、驾驭重臣的经验。秦观则对此作了概括：“仁宗时，一切委之执政”，但“一旦谏官列其罪，御史数其失，虽元老名儒，上所眷礼者，亦称病赐罢。政事之臣得以举其职，议论之臣得以行其言，两者之势适平。”（注：徐培均：《淮海集笺注》卷一二《主术》。）
    宰执之臣“得以举其职”，台谏之臣“得以行其言”--台谏以其纠劾之言控制宰执的所作所为，宰执畏台谏之言而谨守其职，这对“拆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坚固君主专制集权，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正如程颢所说：“大抵自仁祖优容谏官，当言职者，必以诋讦而去为贤，习以成风，唯恐人言不称职以去，为落便宜。”（注：《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这种为仁宗优容而成的病态的心理定势和政治品格转化成具体行为时，必将不干事理而扰乱朝政。仁、英两朝有明道二年的“废后之争”、景祐三年的“范吕之争”、庆历三年的“夏王之争”、庆历四年至五年的“新政之争”和治平二年至三年的“濮议之争”。这些接踵而至的政潮，均与台谏密切相关，尤其是在“新政之争”和“濮议之争”中，台谏习于诋讦的病态品格作了充分的演示。
    庆历三年底，参知政事范仲淹在仁宗的支持下，开始主持以改革吏治为中心的新政。宰相杜衍、枢密副使富弼、韩琦为之辅助，但遭到了枢密使章得象、御中丞王拱辰等人的反对。在王拱辰和权御史中丞张方平、御史鱼周询、刘元瑜等人合力弹击下，范仲淹于庆历四年六月托河东有警而离开朝廷，庆历新政草草收场。庆历五年正月至三月，范、杜、富、韩分别被罢职外任。城门火急，殃及池鱼。台谏还借故将新政臣僚一网打尽。据史载：“（杜）衍好荐引贤士而抑侥幸，群小咸怨。衍婿苏舜钦，易简子也，能文章，议论稍侵权贵，时监进奏院。御例祀神，以伎娱宾。集贤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于席上戏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闻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荐，而舜钦又衍婿，欲因是倾衍及仲淹，乃讽御史鱼周询、刘元瑜举劾其事，拱辰及张方平列状请诛益柔。”（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二九《庆历党议》。）苏舜钦除名勒停。王益柔贬监复州税，与苏、王同席的其他八位名士也皆被逐出朝廷，贬往散地，“士以为过薄，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注：《长编》卷一五三，庆历四年十一月甲子。）
    “濮议之争”是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遵照仁宗遗旨，追尊英宗生父濮安懿王赵允让为皇亲（此为称亲派）；而台谏司马光、王珪、贾黯、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傅尧俞、赵瞻、赵鼎臣、马默诸人沆瀣一气，力加反对，主张应称皇伯（此为皇伯派）。两党相争，气激词愤。尤其是台谏一党，梁启超谓其“争之不得，则发愤而诬人私德，至谓韩魏公（琦）交中官，谓欧阳公（修）盗甥女，夷考当时攻韩、欧之言，曰：乱大伦，灭天理；曰：含生之类，发愤痛心；曰：奸邪之人，希恩固宠，自为身谋，害义伤孝；曰：百计搜求，务为巧饰，欺罔圣听，支吾言者。夫韩、欧二公之立身事君，其大节昭昭在人耳目，曷尝有如言者所云云。”（注：梁启超：《王安石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濮议本是皇族内事，台谏过于参与，发愤相争，已是失态；争之不得，又离开争辩的主题，转攻韩琦“交中官”、欧阳修“盗甥女”，诬人私德、侮辱人格，就更有失理性了。
    在庆历新政后期，台谏促使仁宗收回范、富等人的两府大权，并炮制“进奏院案”，使庆历新政归于失败。“濮议之争”则以执政获胜、大部分台谏被贬告终。两者遭遇不同，但台谏“必以诋讦而去为贤”的政治品格并无二致。其实，上述台谏的个人人品并不坏，尤其是首攻濮议的司马光，其道德名望，众口皆碑。但他们履行台谏之职时，却不免有失理性的病态政治品格。这不能完全归咎于个人，主要是台谏制度使然。换言之，这一制度赋予了权重气盛的台谏习以攻讦诋毁、意气用事的性能，并如弦上之箭，势在必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