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说：“法之初行，异论纷纷，始终以为可行者，吕惠卿、曾布也；始终以为不可行者，司马光也。余人则一出焉、一入焉。”（注：《东都事略》卷九五《曾布传》。）其实，在仁宗末年，司马光也曾上疏力陈财政之弊，并深刻分析了冗费、冗官、冗兵的原因（注：详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三《论财利疏》。）。这说明对当时积贫积弱的现实，士大夫们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也都有变革求治的心愿。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正顺应了这一时代要求。只是王安石以理财为中心的新法在许多地方既不合国情，又不切实际，所以引起了不少官僚包括曾参与范仲淹新政的韩琦、富弼等元老大臣的反对，但这属于政见不同的国是之争。况且在变法之初，王安石并不十分固执。程颢与王安石论新法不便之处时说：“天下自有顺人心底道理，参政何必须如此做？”王安石连声谢道：“此则极感贤诚意！此则极感贤诚意！”因此吕本中说：“此时介甫亦无固执之意矣。”这表明王安石有广泛听取意见、集思广益的可能性。然而由于旧党提不出具体的变革方案，希风之臣台谏却“专为诋欺”，诋毁王安石，也诬谤神宗，使围绕变革的国是之争一开始便有失理性而情绪化、意气化，“逐至各成党与，牢不可破”（注：以上均见《长编》卷二一○，熙宁三年四月己卯引吕本中《杂说》。），使王安石和神宗接受正确意见的可能性荡然无存。熙宁四年六月，御史中丞杨绘条陈新法十弊，不乏合理成分。王安石听后，要求神宗罢其台官之职，理由是：“如绘在言路，四方宣力奉法之臣，更疑畏沮坏，政令何由成？”（注：《长编》卷二二四，熙宁四年六月甲寅。）所以如此，正说明了新法有不是之处而需要加以纠正，但为时已晚，而且杨绘也曾竭尽“诋欺”之能事。为了制止变法，他妄引王安石《杂说》中伊尹放君、周公用天子礼乐诸文字，弹劾王安石有异志（注：《国朝诸臣奏议》卷八三《上神宗论王安石之文有异志》。），欲使王安石背上诛灭九族的谋反篡位之罪，是新政之初台谏诋欺最烈的弹劾之一。元丰间，程颢不无感慨地说：“新政之初，吾党争之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并认为“吾党”（旧党）中“争之太过”的为“不干事理”的台谏（注：《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这是不无事实依据的。
    熙宁四年七月，杨绘与另一位时时向新法发难、并攻击王安石等人为“嗜利”而“并进”之“可耻”小人（注：《忠肃集》卷三《论用人书》；《长编》卷二二四，熙宁六年六月戊午。）的侍御史刘挚被逐出台谏重地后，神宗和王安石全面控制了台谏势力。被控制的台谏以其维护君主集权与君主授予新党变法权力的双重工具性能，立即发挥了出击政敌的作用。该年，侍御史知杂邓绾弹劾左仆射、同平章事判亳州富弼，拒绝推行青苗法，迫害新法官员，“乞尽理根治”。富弼、徐公衮、石夷庚及其他依富弼行事的州县官吏均被收容治罪（注：《长编》卷二二三，熙宁四年四月丁卯。）。经过两个月的推治，富弼落使相，徙判汝州。这是所谓“护法善神”的台谏弹劾而成的第一起大狱，史称“青苗狱”，对抑制旧党反对新法的势头起了重要的缓冲作用。
    第二，元祐更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之初，元祐党人以控制台谏“为第一义”，与新党展开了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但较之前一阶段，三部曲的节奏更快、时间更短。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去世，哲宗嗣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启用司马光、吕公著等“老成”之人，实施全面废弃新法的更化之政。该年四月，吕公著以资政殿大学士、银青光禄大夫兼侍读，七月，又加尚书左丞；六月，司马光代章惇为门下侍郎。但当时新党头面人物蔡确、章惇、韩缜仍主两府重地，给废除新法带来了极大阻碍。于是在高氏的支持下，司马光与吕公著立即策划控制台谏的具体事宜。六月，吕公著进《上哲宗乞选置台谏罢御史察案》：
    御史之官，号为天子耳目，而比年来，专举六察故事。……伏乞尽罢察案，只置言事御史四人或六人。仍诏谏官、御史，并须直言无讳，规主上之过失，举朝政之疵谬，指群臣之奸党，陈下民之疾苦。言有可用，不以人微而废言；令或未便，不为已行而惮改；所言无取，姑亦容之，以示明盛之世，终不以言罪人。（注：《国朝诸臣奏议》卷五三；《长编》卷三五三，元丰八年六月癸未。）
    “六察”是六部监察司的简称。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七之三四、三五：“国家每入閤、国忌，监时差六察：吏察、兵察、户察、刑察、礼察、工察。元丰中，神宗始置六察司于御史台。”其任务是“点检所隶百司簿书之稽违”。这是元丰五年改制时改革台谏制度的一项内容。在这次改制中，又规定：“谏官，御史论事有限，毋得越职。”谏议大夫越彦若“因言门下侍郎章子厚、左丞王安礼不宜处位。神宗以彦若侵御史论，左转秘书监。盖许其议论，而责其弹击为非也”（注：洪迈：《容斋四笔》卷一四《台谏分职》。）。目的是为了使台谏各司其职，循名责实，以减少其“不干事理”的作风。吕公著要求尽罢“察案”，恢复台谏旧制，使之放言直“举朝政之疵谬，指群臣之奸党”，就是任用旧党人员为台谏，专事攻击新党新法。同时，吕公著又提出了具体的人事安排：孙觉“可充谏议大夫或给事中”、范纯仁“可充谏议大夫或户部右曹侍郎”、李常清“可备御史中丞”、刘挚“可充侍御史”、苏辙、王岩叟“可充谏官或言事御史”（注：《长编》卷三五七，元丰八年六月戊子。）。司马光随即上疏表态：“公著所陈，与臣言正相符合”（注：《长编》卷三五七，元丰八年六月戊子。）。同月，王岩叟出任监察御史；九月，除刘挚为侍御史。十月，吕公著、司马光又与高氏密谋，除自己的亲戚范祖禹、范纯仁及唐淑问、苏辙、朱光庭五人为谏官，严重背离了仁宗以来除授台谏的制度。所以章惇以“祖宗法”进行抨击，迫使对方部分改变成命，范纯仁改除天章閤待制，范祖禹为著作郎（注：《长编》卷三六○，元丰八年十月丁丑。）。但至元丰八年底，台谏重地基本上为元祐党人所控制，为驱逐新党官僚提供了足够的力量。
    自元丰八年八月始，由司马光、吕公著安排就位的台谏纷纷向新党发起了强烈的攻势。如左司谏苏辙弹劾蔡确“险佞刻深”、韩缜“识闇性暴，才疏行污”、张璪、李清臣、安焘等皆“斗筲之人，持禄固位”，请予罢黜，“以弹压四海奸雄之心。”综观《长编》卷三五九至卷三六九关于元丰八年八月至次年元祐元年闰二月记事，几乎都是诸如此类的弹文。其中侍御史刘挚一人的弹文，达十章之多。元祐元年二月，右正言朱光庭的奏章还径直请罢蔡确，“司马光补其阙”，罢韩缜，“范纯仁补其阙”，罢章惇，“韩维补其阙”；并说：“司马光今疾矣，陛下早屏去奸邪”，使之执相柄，其身“必安”。在台谏的轮番攻击下，元祐元年闰二月，蔡确、章惇、韩缜罢职外任，安焘、张璪、李清臣、张商英等也旋被贬往散地，朝政完全由元祐党人把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