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干预文字的产物，北宋文字狱是台谏制度在党争中运行而成的，由庆历台谏开其端，成了毒化党争的一帖催化剂，深深影响了文人士大夫的政治命运。但尚需说明的是，绍圣以后，炮制文字狱已不完全是台谏所为，对文字的纠劾权也为非台谏广泛行使，致使文祸连结，甚至发展到了以文字杀戮文士的地步。自庆历以来台谏大兴干预文字之风后，至“蔡京擅政，专尚王氏之学，凡苏氏之学悉以邪说而禁之”（注：《靖康要录》卷五。），出现了全面的文字之禁。“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纪事》、刘攽《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印板悉行焚毁”（注：《续资治通鉴》卷八八。）。政和间，因有大臣认为“诗为元祐学术，不可行”，御史中丞李彦章“丞望风旨，遂上章论渊明、李、杜而下皆贬之，因诋黄、晁、秦、张等，请为禁科。何清源至修入令武，诸士庶习诗赋者，杖一百。闻喜，例赐诗，自何文缜后，遂易为诏书训戒。”（注：周密：《齐东野语》卷一六《诗道泰否》。）在严禁元祐学术中，不仅使本来蓬勃发展的学术文化遭受严重摧残，也殃及了当代和古代诗歌。
    四、结束语
    本文不是对宋代台谏作全面评价，主要是考察台谏的品格性能在党争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及其作用。事实证明，这种作用是十分消极的；而其毒化党争的消极作用，是在台谏制度与党派之争的互动中产生的。
    南宋卫泾说：“台谏、给舍，人主之法家拂士也。人主以为是，台谏、给舍以为非，人主以为可，台谏、给舍以为不可。台谏、给舍非敢与人主争是非可否也，顾不如是，无以重其权；不重其权，非所以尊朝廷、修君德也。”（注：《后乐集》卷一○《轮对札子》。）仅此观之，宋代台谏制度是一项开明的政制。可惜的是，在北宋党争中，其负面效应远远超过了正面作用。庆历台谏反对为仁宗认可的范仲淹新政，治平台谏反对韩琦、欧阳修遵照仁宗遗旨的濮议，熙宁初旧党台谏反对王安石变法，均属“与人主争是非”，是勇于言事的表现；但其言事并非来自健全的理性分析，而是断以己意，恣加论奏，攻讦诋毁，不干事理。这与北宋统治者创置“耳目”，许以“风闻”，使之权重气盛，借以“尊朝廷、修君德”的初衰，是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两个方面。或者说，台谏勇于言事是建立在“耳目”性能及其“必以诋讦而去为贤”的品格基础上的。正因为台谏具有这种特殊性能与作用，在新旧两党迭相执政的初始阶段，君主或君臣合力控制台谏，使之成为党争工具，借以重党事之权；而在整个新旧党争中，台谏又因受到变相的纵容，其品格性能得到了进一步的恶性发展，由此带来的消极作用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推治“车盖亭诗案”中，不少台官因持反对意见而遭斥逐，致使“御府为之一空”（注：《宋史》卷三四一《傅尧俞传》。），则又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也证实了台谏与党争相互激化的互动关系。
    总之，党争激发了台谏固有的性能与作用，反过来又激化和毒化了党争，从而加速了北宋政治的衰败，消耗了赵宋元气，也损害了文学和学术等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