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段历史，吕中作了高度评价，又盛赞元祐台谏为君子，痛斥熙宁四年以后的台谏为小人（注：《宋大事记讲义》卷一八《求直言》、《举台谏》。）。但上述事实表明，元祐台谏并没有改变希风承旨的工具性能和作用。元祐元年闰二月，右司谏苏辙对章惇的弹劾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点：
    知枢密院章惇与司马光论差役事，……与司马光为敌，……而陛下置之枢府，臣窃惑矣。……差役之利，天下所愿，贤愚共知，行未逾月，四方鼓舞，惇犹巧加智数，力欲破坏，……岂不深误国计。故臣乞陛下早赐裁断，特行罢免，无使惇得行巧智，以害国事。（注：《长编》卷三六九，元祐元年闰二月丙午。按《苏辙集·栾城集》卷三七题作《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
    差役是仁宗旧法，王安石改为免役。在王安石的诸多新法中，免役还是利多于弊的。司马光却不论是非优劣，凡是新法，一切废除，且持不废免疫、死不瞑目的偏急态度，所以也遭到了不少元祐党人的异议。苏轼就认为免役不可废，还为此面折司马光于庭，争之不得，乃呼之为“司马牛”（注：蔡縧：《铁围山丛谈》卷四。）。新党头面人物更是据理力争，尤其是章惇，朱熹说司马光“被他一一捉住病痛，敲点出来”（注：《朱子语类》卷一三○《自熙宁至靖康用人》。）。这就是苏辙所谓的“惇得行巧智，以害国事”；同时，元祐元年二月恢复差役后，“监司已有迎合争先，不校利害，一概差定，一路为骚动”（注：《宋史》卷三四○《刘挚传》。），并非“四方鼓舞”。实际上，对于役法，苏辙与其兄都为较为客观的认识，直到晚年苏辙为苏轼所撰墓志中，还批评司马光“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的做法。但在章惇与司马光争役法时，却违背事实，放弃原则，希合司马光，诋讦章惇。不过，在苏辙的思想深处，对这种有失君子标准的表现也是相当反感的。他在后来回忆更化初期的历史时，便指斥“台谏官多君实之人，皆希合以求进”（注：以上均见《苏辙集·栾城后集》卷二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可自己为台谏时，却不免此嫌。而高太后与司马光、吕公著正利用了这一点，达到了驱逐新党，实施更化之政的目的。
    第三，绍圣阶段与前述两个阶段不同，这时新旧两党并没有为台谏展开斗争，而是由哲宗亲自控制；在除授上无大臣的举荐或反对，真正恢复了仁宗旧制。但台谏希风而行的工具性能和作用，却得到了空前的表现和发挥。
    元丰八年九月，高氏去世，哲宗亲政。同年十二月，侍御史杨畏奏请“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之道。疏入，帝即召对，询以先朝故臣，孰可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焘、吕惠卿、邓伯温、李清臣行义，各加品题，且密具万言，具陈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与王安石学术之美，召章惇为相。帝深纳之。”（注：《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一《逐元祐党人》上。）杨畏于元祐六年任殿中侍御史，是御史中丞赵君锡举荐的，“君锡荐畏，实希挚风旨也，然畏卒助大防攻挚”（注：《长编纪事本末》卷九九《朋党》。）。杨畏不仅先助刘挚，“卒助大防攻挚”，而且于元祐八年十二月“吕大防为山陵使，甫出国门”时，又“首叛大防”（注：《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六《绍述》。），并进万言奏章，给哲宗“绍述”上了第一堂课，史称李清臣首倡“绍述”，其实开其端者是杨畏。次年二月，哲宗除李清臣正议大夫、守中书侍郎，邓伯温左光禄大夫、尚书左丞；三月，殿中侍御史来之邵奏乞先逐吕大防“以破大臣朋党”，哲宗从之（注：《长编纪事本末》卷九九《朋党》。）。四月十二日改元绍圣的前几天，哲宗又罢去范纯仁的相位，除翟思、上官均、张商英、周秩、刘拯为台谏；闰四月，黄履任御史中丞，章惇自苏州至阙执政，蔡卞、曾布诸人也相继还朝。自元祐八年九月至次年闰四月，台谏完全由哲宗控制，“绍述”政局随之全面形成。
    在哲宗控制台谏的过程中，没有出现熙宁新政和元祐更化时的那种控制与反控制，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台谏在政局剧变之际，竭尽观望迎合之能事。《续资治通鉴》卷八八绍圣元年四月记事：
    台臣共言苏轼行吕惠卿制词讥讪先帝。壬子，诏轼落职知英州。范纯仁上疏曰：“熙宁法度，皆吕惠卿附会王安石建议，不副先帝爱民求治之意，至垂帘时，始用言者特行贬窜，今已八年，言者多当时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纳忠，而今仍有此奏，岂非观望邪？”
    苏轼贬吕惠卿建州制词，作于元祐元年。据朱弁《曲洧纪闻》卷五，该制词本命中书舍人刘攽草制，苏轼却“呼曰：‘贡父（攽）平日作刽手，今日才斩人。’贡父引疾而出，东坡一挥而就”。通观全词，用语过重，确有“刽手斩人”之谦（注：详见《苏轼文集》卷三九《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公事》。）；但最严重只能算是落井下石，绝无“讥讪先帝”之处。这一点，兴此文字狱的台谏是十分明白的，何况他们当中“多当时御史”，是当年参与弹劾吕惠卿的“言者”。故范纯仁深叹“岂非观望邪”，愤恨之中带有惊疑。又绍圣四年，陈并上书说：
    郭知章乃是元祐用□之人，在元祐则不言元祐之非，所以能获安其身，逮绍圣之□，争言元祐所行无一事，乃获安其身，此两面人，操两面之说，非所谓一心事上者也。……今所力言者，不过暴斥垂帘之事，多形琐碎之言，一切迎合。（注：引自《元祐党人传》卷八《陈并传》。）
    这里所谓的“言者”也主要是指台谏。其中郭知章于绍圣元年二月任殿中侍御史，五月，上疏弹劾司马光等人弃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与西夏，“外示以弱，实生戎心”，乞“列其名氏，显行黜责”。章惇随后开列司马光、文彦博以下十一人主张放弃四寨的“挟奸罔上”的“奸党”名单，请予以“深治，帝以为然”（注：《长编纪事本末》卷一○《逐元祐党人》上，《续资治通鉴》卷八三。）。这里“绍述”政局形成后的第一次具有针对性地弹击元祐党人的“朝政之疵谬”，也是绍述台谏观望迎合的表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