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台谏在党争中的性能与作用
    吕中在总结北宋台谏的演变时指出：“治平以前，为大臣者，皆以台谏之言而去；治平之后，为台谏者，皆以大臣之怒而去；而熙宁四年之后，为台谏者，皆大臣之私人也。”（注：《宋大事记讲义》卷一七《诸君子与王安石论新法》。）台谏在党争中的性能与作用，大致可作如此观。不过，这一演变并非偶然。仁宗以台谏为“耳目”，用以扼制相权，就决定了台谏希风承旨的性质，使之成为君权的工具。其病态的政治品格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事实表明，在熙宁四年以前的党争中，无论是大臣“以台谏之言而去”，还是台谏“以大臣之怒而去”，台谏的种种表现都基于仁宗赋予的工具性能及其政治品格。熙宁四年以后，台谏沦为“大臣之私人”，其工具作用更为突出，但并非对原有性能的扬弃，而是一种自然延伸。由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新旧党争，经历了熙丰新政、元祐更化和绍圣以后的“绍述”三个阶段。三个阶段中，新旧两党迭相执政，无不有着君主的支持；台谏成为两党的“私人”，也同样受着君权的支配，两者互有联系和作用。而综观新旧党争每个阶段的初期历史，还可发现这样“三部曲”：一是新君即位，改变前政；二是君主或君臣合力控制台谏；三是利用台谏击败政敌。
    第一，熙丰新政阶段熙宁二年至四年，是王安石新法实施之始，也是新旧党争的序幕。新旧两党对台谏的控制与反控制，则是这一序幕中的重要节目，而属于旧党的台谏率先起了激化作用。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实施变法；次年，韩绛权御史中丞，擢李定为监察御史里行、谢景温为侍御史知杂事，以便控制台谏。但反对新法的台谏很快集合起来，承袭仁宗以来台谏的故态，一致向变法者发动攻击。熙宁二年五月，御史中丞吕诲进《上神宗皇帝论王安石奸诈十事》，其中之一是“朋奸之迹甚明”，并说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注：赵汝愚：《国朝诸臣奏议》卷一○九。）。熙宁三年四月，监察御史里行张戬上疏抨击韩绛“左右徇从王安石，与为死党”，“今辅绛之诡随，台谏又得李定之比，继继其来，牙蘖渐盛，臣岂敢爱死而不言哉！”（注：《长编》卷二一○，熙宁三年四月壬午。）又《长编》卷二一○熙宁三年四月戊辰记事：
    （吕）公著数言事失实，又求见，言“朝廷申明常平明意，失天下之公。若韩琦因人心如赵鞅举甲，以除君侧恶人，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因涕泣论奏，以为此社稷宗庙安危存亡所系。
    “赵鞅举甲”典出《公羊传》哀公十三年，指赵鞅在内讧中，以清除君侧之恶为名，兴晋阳之兵，击败了荀寅和士吉射。这里的“君侧恶人”指王安石、韩绛、李定、吕惠卿诸人。吕公著借用策立神宗之父英宗的元老大臣韩琦之名（注：司马光认为韩琦绝无“赵鞅举甲”之说。见《长编》卷二一○，熙宁三年四月戊辰。），“风闻”论奏，扩大事端，其目的与制造党论一样，在于反对王安石控制台谏，迫使神宗停止变法。不料遭到神宗强烈不满，以为“诬方镇有除恶之谋，深骇予闻，乖事实之理”，旋罢其御史中丞之职。
    对于台谏的作风，王安石在嘉祐六年知制诰时，就向仁宗表示不满（注：详见《长编》卷一九三，嘉祐六年六月戊寅。）。所以变法之初，开始了驱逐原有台谏的活动。《宋大事记讲义》卷一六列有王安石《农谏官》、《罢谏院》、《排中丞》、《罢中丞贬御史》四目，《宋史·王安石传》也列举熙宁元年至四年被王安石罢免的19位台谏名单。但王安石驱逐台谏，是得到神宗同意的。台谏的除旧更新，显然是为了新法的推行。
    神宗是励精图治但急于求成的君主，又遇上了锐于革新但操之过急的王安石，意气相投，如“同一人”（注：《长编》卷二一五，熙宁三年九月庚子引曾公亮语。）。为了保护新法，神宗不能不更换原有“耳目”。熙宁二年五月，吕诲攻讦诋毁王安石，神宗认为“诲殊不晓事，诘问又都无可说”，罢其御史中丞之职（注：《长编纪事本末》卷五八《吕诲劾王安石》。）。对于反对新法的台谏奏议，神宗又要求作出“分析”。《长编》卷二一○熙宁三年四月壬午条：
    右正言、秘阁校理李常落职为太常博士，通判滑州。常言：“散常平钱，流毒四海，又州县有钱未尝出而徒使民入息者。”上（神宗）令具州县吏姓名至五六，终不肯具，而求罢职，故黜。前此，上谓执政曰：“李常终不肯分析，朕再三谕以此止是欲行遣违法官吏，常坚云体不合分析。”曾公亮曰：“台谏官日前许风闻言事，难令分析也。”上曰：“欲令说是何人言，或以所言不实罪谏官，即壅塞言路。今令说违法官吏是何人，因何却不肯？”……上令改常正言为博士，仍明著常罪：“言事反复，专为诋欺。”
    同卷又载：“是日又呈常疏，有云：‘陛下一宫殿之费百余万，一宴游之费十余万，乃令大臣剥肤椎髓、掊敛百姓。’上笑曰：‘近闻人谤如此，乃是常疏中语。’安石曰：‘陛下即位，未尝营缮及事外游宴，惟修太皇太后、皇太后两宫尔。’”又，神宗责斥司马光为吕公著“赵鞅举甲”之说辩护，说：“有作为谤书，动摇军众，且曰‘天下佑陛下，致圣嗣不育’。……台谏所言，朕未知，外人已知遍矣。”可见，当时台谏反对新法的议论已超越常规，诋毁到神宗的身上，无怪神宗愤怒难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