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观望迎合是台谏在党争中的通病，其病灶就是希风承旨的工具性能，只是在不同时期，其表现程度有所不同罢了。绍圣台谏“一切迎合”，甚至出现了一批在以往台谏中不曾多见的“获安其身”的“两面人”，正是这种通病在高太后去世后的政局剧变中进一步恶化的结果。具体地说，他们“操两面之说”，并不是陈并所批评的“非所谓一心事上者”，而恰恰是“唯结主知”，只是此时的人主是对高太后和元祐党人怀有仇恨心理的哲宗。
    元祐八年十月，元祐党人李之仪向苏轼解释哲宗“必有所更张”时说：“垂帘共政，八年于此，主上未尝可否一事。诸公奏行，将太母之令。太母权为正，令正固其位也。其未尝可否者，盖退托而有所待也。方其政之在我也，岂无舍其旧而求同于我，或有所不纳；既不得同，必退而为异日之谋。”（注：《姑溪居士文集》卷一五《仇池翁南浮集序》。）朱熹则直截了当地指出：元祐后期，高太后不愿撤帘还政，故“哲宗衔之”（注：《朱子语类》卷一二七《哲宗朝》。）。哲宗罢吕大防相权，就是因为“大防当仁宣烈皇后垂帘时，位首相逾六年，上春秋既长，大防但专意辅导，未尝建议亲政”（注：《长编纪事本末》卷九九《朋党》。）。哲宗的这种心理，既决定了“绍述”的必然性和元祐党人的政治命运，又促使绍圣台谏竭尽观望迎合以“获安其身”之能事，成为哲宗发泄“街之”心绪的工具。所以在章惇尚未入朝时，哲宗便一帆风顺地控制了台谏势力，为章惇执政后进行“绍述”、倾陷元祐党人，提供了现成的工具力量。
    在熙丰新政、元祐更化和“绍述”三个阶段初期，新旧两党围绕台谏分别演奏的“三部曲”，大致如上所述。当然，台谏在党争中的工具性能与作用，并不仅仅体现在这三个阶段的初期，而是贯穿于整个新旧党争的历史。在新旧两党迭相执政期间，台谏以政治干预“文字”，屡兴文字狱，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
    三、台谏与北宋文字狱
    作为政治干预“文字”的产物，文字狱并非始于北宋。早在西汉宣帝时，杨恽因“田彼南山，芜秽不治”一诗，被罗织为讥毁朝政，遭腰斩的厄运（注：《汉书》卷六六《杨恽传》。）。不过，自汉以后，像这样的诗案很难见到，相反，“唐人诗歌，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词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注：洪迈：《容斋续笔》卷二《唐诗无避讳》。），统治者对文字还持有相当宽容的态度。至北宋，由于希风之臣台谏习于攻讦诋毁，文网渐密，文字狱始盛。北宋第一起以政治干预文字的大狱，就是庆历台谏纠劾王益柔《傲歌》为“谤及时政”（注：《苏舜钦集编年校注》卷九《与欧阳公书》。）而炮制的“进奏院案”。在此以后的新旧党争中，对文字的纠劾和推治日趋普遍，成了台谏出击政敌的重要手段。
    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六载：“汪辅之……熙宁中为职方郎中、广南转运使，蔡持正（确）为御史知杂，摭其《谢表》‘清时有味，白首无能’，以谓言涉讥讪，坐降知虔州以卒。……后数年，兴东坡狱，盖始于此。而持正竟以诗谴死岭外。”这三起文字狱均由台谏炮制而成。蔡确罗织汪辅之《谢表》文字，使之坐“讥讪”罪，谪死虔州；元祐四年却反被他人罗织成“车盖亭诗案”，贬死岭南，极富讽刺意味。从中可见当时台谏对文字的监控程度和力度。刘攽看了苏轼寄寓政治情怀的小词后，旋作《见苏子瞻所作小诗因寄》相诫：“灵均此秘未曾覩，郢客探高空自知。不怪少年为狡狯，定应师法授微辞。”该诗作于熙宁八年，四年以后，刘攽的这一担忧变成了事实。与汪辅之相同，苏轼第一次因文字罹祸也由谢表文字引起。元丰二年二月，苏轼进《湖州谢上表》，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和御史中丞李定据以弹劾，谓其表中文字“包藏祸心”、“讥切时政”，舒亶还交上苏轼讥刺新法的诗稿三卷，遂成“乌台诗案”。“乌台诗案”与“车盖亭诗案”是元丰、元祐年间两起最大的文字狱，对新旧党争的走向，具有重要的影响。那么如何看这两起诗案呢？
    清丁绍仪指出：舒亶词不减秦观、黄庭坚，但“在小人得志之秋，率意径行”，“倾陷坡公”，故世“恶其人，并陋其词”（注：《听秋声馆词话》卷二。）。舒亶因参与炮制“乌台诗案”，世人恶其人品低劣，因此，至今研究宋代文学者也绝少齿及其作品。舒亶擅长文学而以文学倾陷苏轼，难逃世人之斥。不过，将“乌台诗案”的炮制归罪于个人的“率意径行”，也非追本之论。
    从北宋党争的历史观之，以文字罪人不完全是个人行为，而是台谏在党争中惯用的手段。苏轼下狱后，张方平上书营救之，并以儒家经典为营救之资：“自夫子删《诗》，取诸讽刺，以为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诗人之作，其甚者以至指斥当世之事，语出谤黩不恭，亦未见收而下狱也。”（注：《乐全集》卷二八《论苏内翰》。）道出了北宋儒者的一个常识。但如前文所述，张方平自为台谏时，为了倾陷政敌，却纠劾王益柔《傲歌》，并“列状请诛益柔”；又熙宁初，台谏杨绘还弹劾王安石学术著作《杂说》有异志，欲置王安石于死地。台谏的这种文字攻讦，在新旧两党内部各分党与相争时，也屡见不鲜。元祐元年十二月，洛党成员、右司谏朱光庭纠劾蜀党苏轼为学士院所出试题“诬谤仁祖”，讥毁时政，乞求严惩不贷（注：《长编》卷三九三，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元祐六年八月，侍御史贾易又将苏轼作于元丰八年五月的“山寺归来闻好语”一诗，笺释为旨在庆幸神宗去世，大逆不道，罪不可赦（注：《长编》卷四六三，元祐六年八月己丑。）。崇宁二年八月，台谏石豫、朱绂、余深希合蔡京风旨，弹劾张商英《嘉禾篇》为讥毁时政的“谤书”，旋诏“商英入元祐党籍”（注：《续资治通鉴》卷八八。）。这些例子足以说明，台谏惯以文字罪人，是其在党争中的重要手段，也是其工具性能和政治品格的又一显著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