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内战修正案”的通过，从法制上解决了建国时所遗留的一大社会经济问题，即：废除奴隶制问题。这些修正案，包括第十三、十四、十五条修正案，从美利坚文明的积累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其意义也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藉由法律废除了奴隶制，从而彻底解决了独立革命和建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一大问题，就在经济和社会上消除了奴隶和自由两大制度的对立，使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统一在“自由”的基础之上，成为美国社会进步的一大标志；其次，第十四和十五条宪法修正案规定：“凡出生或归化于合众国并受其管辖之人，皆为合众国及其所居住之公民”，“无论何州，不得制定或施行剥夺合众国公民之特权及特免的法律”，并授予被解放的奴隶以“投票权”，这就用“出生地原则”和“归化”原则补充了判断是否“公民”的“血统原则”，不仅扩大了合众国“公民”的社会成分（增加了“自由民”），而且赋予这部分“自由民”参政的权利，因为1787年宪法上的“公民”一词并不包括黑人、黑人不是享有主权的“合众国人民”的一部分；第三，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不仅重申了第五条修正案有关“正当法律程序”的原则，从而确立和强化了这一原则在美国立法和司法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使这一地位和作用再也不能逆转和被忽视，而且增加了司法过程中对各类人等实行“平等法律保护”（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27） 的条款和原则。虽然“内战修正案”是“针对州和地方政府”的，但第十四条修正案中受“平等法律保护”的对象是合众国“管辖范围之内的任何人”，使之成为一个适应范围很广的普遍原则，“平等法律保护”便和“正当法律程序”一起成为美国建立和实施法制和法治的双保险（28），强有力地推动了美利坚文明的进步。此后这些条款和原则的生命力在美国法治建设和发展中，在深度和广度上一再表现出来，即使它们的实施受到阻碍和曲解，也只能是暂时的。例如，南部的原奴隶主保守势力，在内战后企图利用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来保护奴隶制的残余，甚至一度被最高法院在1896年判定为“隔离但平等”，但随着上述两大条款和原则的精神日益深入人心，终于在1954年重新启动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并推动了50、60年代“民权运动”在美国的兴起，从而成就了美国历史上一次最大的社会改革运动。我们可以断言，关于美国“人权”及其实施的有关问题，此后也许在这样或那样、这部分人或那部分人身上一再地被提出来，如近年来有关“新移民”的权利和保护问题（29），但很难会再有类似的新的宪法修正案出台，因为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所涉及的“平等法律保护”的对象和范围有极为广泛的适应性，远远超出了黑人或奴隶的范围。
    （三）与“内战修正案”以解决奴隶制问题为主不同，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修正案，包括（除第十八条以外的）第十六、十七和十九条修正案，涉及在社会和政治上更为广泛的领域和范围，所得税的征收并非始于第十六条宪法修正案，早在内战期间就已成为战争财政的内容，现在之所以要把它普遍化并通过修宪加以确立，是因为内战后垄断的发展造成了全国性财富分配的不公，并由此引发了社会动荡。第十六条宪法修正案：“国会有权赋课并征收所得税，而不必问其所得之来源，其收入不必在各州按比例分配，亦不必根据人口调查或统计定税率。”（30） 此修正案有两个要点：一是将所得税征收纳入基本国策，二是在全国范围内对财富分配进行调节。征收所得税之目的，是要将所得税收入用于解决公共事务和社会福利所面临的困难，这一举措成为后来所谓“福利国家”的必要准备，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节由企业内部向全国范围转变的表现，是文明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新进展。1919年的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在扩大公民参政方面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巨大突破，因为它涉及了人民的“另一半”的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1787年通过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破天荒地把“人民主权”原则写进了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但宪法不仅沿用了欧洲排斥妇女的“人”的概念，而且在“公民”概念中排斥了被视为主人“财产”的“其他人”，即奴隶以及“未被课税的印第安人”，并且把“选民”的资格限制问题交由各州去自行处理。其结果，不仅“选民”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仅限于男性公民，即使男性公民也因财产资格限制而被大量排斥于选举权之外；另一方面，随着“西进运动”的扩大，西部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对“民主”的强烈要求，使西部某些新州和领地成为扩大参政权，特别是妇女选举权的前沿阵地。早在1861年，堪萨斯就允许妇女在学校享有选举权。1869年，怀俄明领地在法律上正式给予妇女选举权，1889年加入联邦时成为美国第一个“男女平权”州。到1920年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被批准之时，全国已有15个州和阿拉斯加的妇女获得完全的选举权。因此，在美国扩大参政权方面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的采纳，乃是美国日益高涨和扩大的民主运动的必然趋势。1912年提出而于1913年批准的第十七条宪法修正案，对合众国国会参议员的选举办法做了重大修改，由原宪法规定的由各州议会选举改为民众直接选举，从美利坚文明发展的角度看，亦有多方面的意义：第一，它完全落实了美国国会的“民主”意识，因为原来的宪法设计者之所以对参院和众院采取不同的选举办法，一个重要原因是要防止所谓“多数的暴政”，现在参议员和众议员一样亦由民众直接选举，对加强参议员的民主意识是十分有好处的，此后他们必须直接面对选民；第二，它有利于加强和完善选民对代议机构的监督，在此之前由于参议员是由州议会间接选举，选民总觉得参议院不是真正的民意机构，把它当作英国的“贵族院”而采取敌视的态度，改为直接选举后，这种感觉便可立即消失；第三，它改变了垄断产生以来美国政治集中的趋势。因为垄断在经济上代表了由分散到集中的趋势，按逻辑它要求在政治上相对集中，从而对美国的民主构成新的威胁，并引发了“格兰奇运动”和“人民党”运动的抗议；在经济上它的口号叫“反垄断”，在政治上它的口号就是“参议员直接选举”。（31）
    在1787年制宪会议上，在第二次讨论“修正”条款的措辞和含义时，“过半数”的与会者就把未来的“修宪”活动视为创造性的活动，而把将要提出和审议的修正案称为“新的制度”（New System）（32）。实际上，我们上面讨论的宪法修正工作的三个时期，许多宪法修正案就具有鲜明的创新色彩，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制度创新”，如果没有这些条款的提出和实施，美利坚文明显然就将黯然失色。它说明，宪法第五条关于“修宪”的立意和规定，其意义已不仅限于防止共和国内部“经常性的疾病”，它确实推动了这个国家的体制创新，是这个国家体制内在活力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