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法国案例：从殖民帝国通过印度支那走向欧洲联合
    印度支那联盟在法兰西殖民帝国中占有一席特殊的地位并赋予法国殖民帝国以全球化的地位。然而印度支那联盟也是法国殖民帝国多米诺骨牌中倒下的第一块骨牌。越南宣布独立的举动开启了为时八年的抵抗法国重新征服印度支那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最后以法国的失败而告终。正是由于法属印度支那战争这一背景，法国从殖民帝国后撤的设想才得以成形并逐渐具有了说服力。主要的理由是这场战争很快就成了法国经济不堪负担的无底洞：它总共耗费了三万亿法郎，相当于法国一年的国民预算开支或支持十次军事冲突的预算。①
    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在所涉及的不同行业，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经济界和商界人士虽然意见纷纭，然而总体上越来越倾向于法国在殖民帝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从殖民地撤出并更多地向欧洲开放。为保留住殖民地而付出的代价已经远远超出了来自殖民地的经济利益。而赞成抱住印度支那不放的人士自然是从殖民资本主义的逻辑出发，因为维护法国殖民帝国的统一对其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例如法国东部的纺织业业主就是如此，因为其成衣出口数量巨大，尤其是战争期间对远征军的被服供应供不应求，更何况纺织业还是法国创造就业最多的行业。法国的航海和航空运输业在此问题上也有着相同的利益考量。
    然而法国资本主义中最具活力的经济成分，那些最现代的产业巨头，还有银行界，最接近第四共和国政府的想法，他们对殖民地逐渐失去了兴趣。因为天际出现了新的前景，因为欧洲煤钢联营的诞生和西欧钢铁冶金生产链的建立，因为马歇尔计划带来的金融活动空间的拓展，今后欧洲市场的潜力和带来的利益将比殖民地的经济利益更有诱惑力。甚至连在印度支那投入最多的法国企业也在1945至1954年期间持续地撤出其资本。例如印度支那银行就是如此，虽然它仍旧是对议会影响重要的院外利益集团，但是它已经逐渐地将其从印度支那的财产转换为欧洲货币和非洲货币。
    50年代初期，作为领头羊的印度支那银行的想法，和以法国财政督察，1954年出任法国海外省部长办公厅主任，最后出任巴黎荷兰银行行长的彼爱尔·穆飒为代表的一批高层公务员的想法，渐渐成了人们认识法国与殖民帝国关系的新视角。穆飒提出了一个叫做“荷兰情结”的概念，用以说明一个国家所面临的某种局面。例如荷兰在从印度尼西亚脱身后不久即出现经济起飞并率先进入“光荣的三十年”增长期，看上去荷兰一下子便从不堪肩负的占领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昂贵成本中解脱了出来。法国面临的局面与荷兰颇为类似，尤其是印度支那战争的成本严重拖累了法国经济，阻碍了它的起飞。人们逐渐意识到原来殖民帝国也会有朝一日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沉重包袱。
    军界人士也开始加入了经济界人士的行列。例如茹安元帅就倡议调整法国国家战略，将其重心部署在欧洲。50年代初，法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此举迫使法国在欧洲部署并维持一些整编师，以便对付可能出现的“来自苏联的威胁”。这使得局面错综复杂起来。驻扎在印度支那以德·喇特将军为代表的几位法国军队指挥官就常常抱怨法国政府拒绝往战争硝烟正浓的印度支那战场上增派援军以免在欧洲战线上撤军，而此时欧洲战线上的战争还停留在假象的水平上。最后作出的重大决策，乃是将法国的重心转向欧洲以保持法国作为欧洲大国的地位，并将印度支那战争沉重的财政负担转嫁给美国，这当然就意味着最终将法国对印度支那的影响力拱手让给美国。法国已经无力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也不复有能力在海外维持一支庞大的机械化部队。
    政界人物的意见也出现了分野。人民共和运动党的领袖们，特别是当时担任协约国部长让·乐杜诺，对外交部拥有很强的影响力，他们死死抱住殖民帝国不放。而以彼爱尔·孟岱斯·法朗士和让·莫内为代表的对财政部拥有巨大影响的政界人士，他们更为“现实”，主张法国迅速从殖民地脱身以便将重心转向欧洲。自1952年起，为解决比维持印度支那战争费用更为昂贵的军队重新装备计划的费用问题，财政部预算司司长郝瑞·戈慈在一份内部通告中警告说，鉴于法国财政不堪重负的状况，当时他唯一可能节省开支的地方就是印度支那地区。他强烈要求政府首脑迅速就此问题作出果断的决策，快刀斩乱麻，放弃印度支那。然而法国印度支那远征军固执己见，绝不言放弃，直至在奠边府战役中被打得一败涂地。此后的戴高乐将军也是主张在非殖民化问题上当机立断的政治家。他的名言是“非殖民化乃是我们的利益所在，因此就是我们应奉行的政策”。
    公共舆论也在逐渐地往同情非殖民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在时间上稍稍落后一拍。历史学家雅客·马和赛在1984年于巴黎出版的《法兰西殖民帝国与法国资本主义：一段离异的历史》一书中向我们揭示了当法国公众舆论仍旧沉浸在殖民帝国的旧梦里的时候，法国政界和经济界的最具现代意识的精英们却已经转变了立场这一历史事实。然而始终反对殖民冒险，尤其是反对在印度支那进行的“肮脏的战争”的人士来自于极左派，他们全都集结在继承了法国左派和基督教左派一向反对殖民主义的传统的法国共产党旗下。他们认为，成千上百亿投入在战争中的法郎意味着国家无法拨出同样数目的巨款来用在为战后重建所迫切需要建设的学校。而法共的《人道报》也在不厌其烦地强调这一观点。在五十年代中期，还有一股民粹主义思潮，以海梦·伽帝哀为代表，被称为“伽帝哀主义”。自1945年起他就一直是《巴黎竞赛画报》周刊的主编，而他则通过其杂志将上述思想传播至非洲。他撰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就为刊物的立场定下了调门：“宁要罗泽，也不要藏拜泽！”罗泽是法国中部的一个贫穷的省份，而藏拜泽则是黑非洲同样贫穷的一个国家。其主要的观点在于，最好是将钱花在我们需要之处而不是扔到天涯海角去。不过，我们也注意到，无论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还是民粹主义的思潮，虽然它们愈来愈激烈地反对殖民主义的事业，但它们并不因此而赞同欧洲统一。恰恰相反，它们将自己的视野和思考局限在法国六边形国土的疆界以内。
    然而，历史的转折已然不可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