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美国建国初期政治文化的转型
    社会精英建立与经营商业公司，与建国初期的政治文化存在紧密的关联。(74)建国初期的政治文化中，“精英统治”的观念一直存在，此观念强调精英拥有美德，由精英管理国家与各类公共事务，有助于推进社会的“共同福祉”。正是这种理念催生了由社会精英经营和管理商业公司的举动。然而随着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个人、党派和区域利益在人们心目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人们对各种私利的追求同样影响政治权力的运作。可以说，建国初期，精英统治的观念与追求私利并存且交织，共同塑造了复杂的政治文化，也造就了两种面目共生的商业公司。值得注意的是，“精英统治”的思想，显然与社会现实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鸿沟”，这种滞后使“精英治国”的观念遭到挑战，挑战不仅来自18世纪末政治生活领域的政党之争，而且体现在商业公司的建立过程中。个人、派别和区域利益交织在商业公司建立过程中，向“精英治国”的理念发起冲击。
    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文化具有强烈的“精英统治”色彩，这可以从政治精英的思想意识中体现出来。在大多数政治精英看来，精英与民众之间“界线分明”。汉密尔顿对此的态度是一贯的，他认为社会被分为“少数人和多数人”，“少数人”富有、拥有社会地位且受人尊重，而“多数人”就是除“少数人”之外的芸芸众生，要区别对待。根据汉密尔顿的经验，他相信少数人行动的动机不同于大多数人，他们道德至上，能够理解公共利益的含义，并服务于公共利益。(75)汉密尔顿的观点在当时相当多的政治精英中被认可。他们当中很多人都认为，无论在财富上，还是在道德上或是公益心上，精英与民众都存在差距。尽管麦迪逊在18世纪90年代与汉密尔顿出现严重分歧，但在18世纪80年代，他们两人在对精英与民众的态度上如出一辙。麦迪逊也承认精英群体更具有智慧，更能辨明国家的真正利益，他们热爱“国家与正义”，最不可能把公共利益“牺牲于短期或局部利益”。比起“人民”自己表达意见，由这样的“人民代表表达的公众声音”与公共利益更为一致。(76)同时，相当多的政治精英认为，受过教育的绅士熟读古希腊、罗马文献。为了平衡少数有才能的人和多数平庸者，达到稳定，少数人理所当然要成为政治家、法官和将军，管理政府，而多数人则负责监督少数人的权力。他们提出，精英阶层可以在公共舞台与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而普通人则注定在耕种、买卖和投资中过着属于他们的生活。(77)总之，由“天然的贵族”管理国家的思想“蕴含在18世纪受过教育的绅士思想中”，“财富、教育、经历与社会关系”被认为是成为政治领袖的考量资格。(78)从这些政治精英的视角来看，由精英阶层掌握权力的政治体系不仅能“减轻大众的狂热和喧嚣”，还能推进社会的公共利益。(79)
    这种精英观念的形成是他们深受古典知识和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政治思想熏陶的结果。古典作品里的共和制依托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美德。在追求美德的社会中，个人利益要为推动社会公共利益作出牺牲。不仅如此，古典学者们还提出，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少数人”，他们天生具有优秀才干，学识渊博且生活富足无忧，并因具备美德而得到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承认。这种“精英论”不断出现在古典作品中，到文艺复兴时期得以沿袭，之后又出现在英国反对派的话语中，包括弥尔顿、哈灵顿、西德尼、特兰夏、格登、博林布鲁克等人的论著中都不乏此类话语。(80)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精英大多受过良好教育，他们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阅读过大量关于“美德治国”与“精英统治”的论著。他们或从中汲取历史经验及教训，或选择性地吸收其中有用的内容。(81)在从历史角度思考共和国的建制时，相当多的政治精英认为，古代的雅典和罗马等共和国以美德作为治国的基础，最后却因让人民拥有过度的权力而导致国家走向覆灭。因此，他们对民众拥有美德缺乏信心，但十分认同古典作品中对精英的赞美之词，希望建立由精英主导的共和制国家，在北美大陆设计出一个全新的共和国。可以说，建国初期的政治文化深受共和主义精英治国理念的影响。
    “精英统治”的观念自然要外化为政治精英具体的行动与话语。首先，它体现在政治精英的政府设计上。革命与制宪时期，在构建国家政体过程中，建国者就显露出“精英统治”的态度。美国革命时期与革命后，深受古典共和主义影响的建国者曾经设想过一个由“公正的代表”组成的议会，这些代表应该是“少数最有智慧、最善良”的人，他们比“人民”更清楚社会的公共利益。他们能“公正地形成判断”，不受地方和任何团体利益的影响，他们“是国家的代表”，“将生命全部奉献给公共利益”，推动有益于每个部分的整体利益。他们认为，由这样的代表组成的议会才不会成为众多“局部利益和地方利益”斗争的战场。(82)虽然由“少数最能服务于公共利益”的人组成代表的观念并没有付诸实践，但是相当一批建国者仍相信，少数社会精英才是推动社会公共利益的引领者。制宪时期，约翰·亚当斯曾表示，“人民政府中会有一个绅士阶层，不会破坏政府的平衡，是政府的灵魂”。(83)
    在现实政治世界中，“人民”选举出的代表大多属于社会精英。尽管政府奉行“代表制”原则，无论精英还是民众，只要满足被选举资格，理论上都有机会做“人民”的代表，然而在当时的政治精英看来，这并不意味着政治精英认为代表大多数人的意见或利益都是正确的。在选举各个部分的“人民代表”时，“只有众议院是由人民直接选举的，参议员和总统这些关键性的职位，不仅任期较长，而且都采用间接选举，法官和其他官员则由任命产生”。“这样就不仅将人民从政府决策过程中排除出去，使统治完全成为精英的事务。”(84)而且，在众议院的设置上，麦迪逊解释道，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众议院中，激情总是战胜理性。(85)为了保持“公正和所有人的利益”，政府需要在结构设计上防止“多数人奴役少数人”。保持政府公正与社会稳定，需要少数人平衡多数人，特别是利用“不平等的财富分配”，来牵制多数人的意志。(86)
    其次，“精英统治”观念还体现在建国初期政治精英的日常行为举止中。政治精英担心自己私下的社交活动会被认为夹杂私心，所以竭力将所有的会谈和社交活动公开化，树立自己具有公共责任感的形象。比如，约翰·莫里斯(John Morris)明明想和汉密尔顿做交易，但他却没有安排私人会议，反而写了个告示，公布他“会在早上散步，如果汉密尔顿有任何计划，可以在那里和他见面”。(87)另外，对于政治精英来说，晚餐派对也是比较理想的社交模式，因为派对是公开的，这样一来，就避免给人一种“偷偷摸摸”私下交易的印象。(88)总之，他们要尽可能避免公众指责他们缺乏公共责任感，树立自己的公众形象，希望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效仿。对此，汉密尔顿曾指出，普通人的行动为个人利益所驱使，而这些具有“高贵心灵”的精英更“渴望扬名”。(89)政治生活中，他们在公共事务上谨慎的言行，甚至给人一种“做戏感”。当时有不少外国观察者都看到了这种现象。法国的外交使节孔特·德穆斯捷(Comte De Moustier)提出，美国的政治家似乎在进行“一种表演”，而这种表演“既不令人愉快也无用”。(90)另一位法国公使路易斯·奥托(Louis Otto)在1786年出访美国时观察到，“尽管美国没有贵族”，但是“有命名为‘绅士’阶层的人”，他们拥有“财富、才能、教育水平、家庭和职位”，渴望“人民”认同他们的杰出。(91)这些外国使节观察到的情形，从另一个侧面也印证了“精英统治”观念在建国初期政治文化中的真实性和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