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公司建立的过程中，“精英统治”的理念与人们普遍对私利的追求，在共同塑造建国初期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充满对抗性。美国历史学家乔伊斯·阿普尔比曾分析说，18世纪末的美国是古典共和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共存的时代，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个人不断增多的需要”在“挑战有具体职责和特权的公民”。(113)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不仅“精英统治”思想受到冲击，而且兼容了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价值观的政治文化已经在发生意义深远的变化。
    政治文化的转变可以从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中体现出来。在“精英统治”的理念中，公共利益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于个人利益，政治精英普遍相信，多数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会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实际上，这种利益观念深受古典作品中利益观念的影响。在古典作品中，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处于“势不两立”的状态，相当多的人都认为，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势必会损害公共利益。而到了中世纪，“对金钱和财富的贪婪”也被视为堕落的主要罪恶之源。(114)不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欧洲和美国，人们的利益观都开始发生变化。
    从16世纪开始，在欧洲，个人利益存在的合理性逐渐得到承认，个人利益的含义明显发生了变化与扩展。马基雅维利更强调“利益”的“不可避免性”，在他笔下，利益似乎成了生活的“必需品”。(115)如果说之前个人利益被贴上了等同于“贪欲”和“不道德”的标签，那么在17世纪的论著中，个人利益开始具有了一种正面的“形象”，它被认为可以带来“有预见性的”好处。在18世纪，孟德斯鸠则更清晰地提出，在一定条件下，个人欲求会不知不觉与公共利益汇合，“虽然每个人都认为是在为自身的利益而工作，但结果却是为公共福利做出了贡献”。(116)而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则彻底挑战了依靠少数精英持有特权推动公共利益的观点。他指出，每个人追求改善自己的状况是自然的事，这种无计划、无引导的体系会推动公共利益。(117)个人利益观念的变化同样发生在美国。在美国建国初期，一些政治精英已经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存在一致性。威廉·芬德利(William Findley)在1786年宾夕法尼亚议会关于是否重新颁给北美银行特许状的讨论中提出，只要做法是“安全有益的”，“在政治上促进各种利益的发展”就应该被允许。“促进各种个人利益的发展实际上正是美国政治应该做的工作”。(118)在19世纪初，当时著名的建筑师本杰明·拉特罗布(Benjamin Latrobe)坦言，“只有每个人努力争取自己的利益才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公共利益”。(119)
    伴随着人们利益观的转变，古典共和语境下的美德概念也在发生变化。在古典作品中，衡量美德的标准就是要牺牲个人利益，为公共利益服务。当人们意识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并非完全对立，在一定条件下个人利益可能推动公共利益时，美德也就不再只被界定为超越个人利益，具有公共精神，也不再局限于政治生活领域，而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除了政治领域，在社会生活中展现的个人能力与才干，以及人们在私人生活中展现出的责任感也被视为具有美德的重要标准。(120)这样一来，拥有美德就并非是精英特有的标签，“精英统治”的合理性就遭到弱化。
    在商业公司建立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利益追求与“精英统治”理念之间的巨大落差，不仅使“精英统治”的理念遭遇挑战，而且展现了这个时代政治文化的复杂性和变动性。美国史学界普遍认为，18世纪末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包含多样化且不断变动的思想与概念。(121)古典共和思想中的追求美德与公共利益、现实世界中对私人利益与财富的渴求，这些看似矛盾的思想交织，使当时的政治话语缺乏明确的界定，变得模糊不清，成为融汇了多种概念的“混合物”。阿普尔比认为，“18世纪末的美国社会经历着巨大的改变”，“自由交换”和各种社团变得越来越重要，以至于“以往的思考方式失去了物质基础”，之前的“体制”慢慢变得和现实“毫无关联”。(122)建国初期的政治文化确实经历着转变，强调精英美德与公共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正在逐渐被削弱，强调合理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存在一致性的自由主义观念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地位开始上升。直到19世纪中期，“精英统治”的观念最终被强调个人利益的自由主义理念所取代。政治文化在主体内容上逐渐发生的变化，使19世纪的美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发生了意义深远的改变。在政治领域，强调合理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具有一致性的理念，促使“精英统治”的思维模式被打破，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参与政治生活，在19世纪推进了美国政治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在经济领域，则使美国的商业公司从公共机构逐渐演变成为私人牟利的经济组织。如果没有18世纪末个人、党派与区域利益给“精英统治”思想带来的冲击，没有政治文化上的转变，自然就不会有19世纪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发展。可以说，商业公司的建立，充分展现出追求各种私利与强调“精英统治”并存的复杂政治文化，揭示了美国建国初期“精英统治”理念遭到的严重挑战。更重要的是，商业公司的建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建国初期处于转变中的政治文化，而政治文化的转变对于19世纪美国政治民主化与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关键影响。
    承蒙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北京大学王希教授、王立新教授、满运龙教授，武汉大学谢国荣教授，南开大学韩铁教授、杨巨平教授、付成双教授、丁见民副教授以及匿名审稿人等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并承北京大学何芊同学收集部分资料，谨致谢忱。
    ①不同学者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说，公共利益的概念“内在于集体性自我意识的本质之中”，它不同于地区或集团性利益，也不受时间限制，是超越每个社会成员暂时利益的，并且能影响每个社会成员的共同的、普遍的利益。关于公共利益的概念，参见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市民社会的美德》，李强译，邓正来、杰弗里·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50页；Franklin A.Kalinowski,"David Hume and James Madison on Defining 'The Public Interest'," in Richard K.Matthews,ed.,Virtue,Corruption,and Self-Interest:Political Valu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Bethlehem:Lehigh University Press,1994,p.175.
    ②“公共机构”是借用了波林·梅尔在《美国公司的革命根源》一文中的用法。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美国关于商业公司的文献中，经常提到商业公司是公共事业(public utility)，在颁布商业公司的特许状中，明确表示建立商业公司是为公共利益服务。参见Pauline Maier,"The Revolutionary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Corporation,"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vol.50,no.l (Jan.1993),pp.5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