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信精英拥有美德的同时，政界精英并非否认个人利益的存在。不过他们强调，精英的个人利益与多数人的个人利益不同。麦迪逊曾说过，“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利益”，社会地位、教育水准、职业与财产拥有量都会影响个体的利益诉求。(92)汉密尔顿则更直接地提出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利益区别。他表示，在设计服务于公共利益的体制时，通过政府的调节，少数人的个人利益被导向公共利益。至于其他人的私人利益，体制设计不是利用它们，而是减小它们的冲击。(93)显然，推进建立商业公司的政治精英赞同汉密尔顿的观点。他们试图通过政府的制度安排与限制，保障社会精英的公益心，使精英不至于因为个人利益而有损社会的“共同福祉”。
    然而，从商业公司建立过程中交织的各种利益可以看出，依靠少数精英无私奉献的精神推动社会“共同福祉”只是政治精英的设想。在很多情况下，银行的建立、桥梁的铺架、运河的开通以及道路的建设这些推进公共利益的项目都是在各种复杂的利益冲突中进行的，个人利益、党派利益和区域利益才是建立商业公司的主导因素。个人、派别和区域的私利在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18世纪末，追逐私利是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重要目标。从18世纪中期，随着北美殖民地人口数量不断扩张，与欧洲贸易往来增多，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商业活动中。对于很多殖民地居民来说，将他们的资源投入市场，获取更多财富，具有难以抵抗的吸引力。对此，早在美国革命前，北美殖民地商人就承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很难抗拒私人利益。(94)商人、农民、手工业者以及制造业者都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每个人在做他们看来正确的事，追求个人利益与自我保护。(95)很多政治精英也深深感到追求个人利益才是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比如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曾担任纽约首席大法官的罗伯特·R.利文斯顿(Robert R.Livingston)都承认，个人利益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统治地位。(96)革命时期，汉密尔顿也认识到，追求私欲是人们的天性。他表示，就算不停地宣讲在共和制国家人们保持公正无私的必要性，一直讲到厌倦这个话题，也不会有一个人改变初衷。人们“根本的动机就是自身利益”。(97)建国初期，还有人评论道，财富与利润具有与生俱来的吸引力。每天人们都在为财富而忙碌，互相阻碍与抢夺，在所有的地方，个人利益都占主导。(98)而且，追求私人利益不仅是普通人的目标，也是社会精英的诉求。美国历史学家戈登·伍德曾提到，很多国会议员“要么是身不由己地利用职权谋取利益，要么是从他们的职责中脱身”，卷入投机活动。(99)据说，约翰·杰伊曾纠结于做首席大法官还是国务卿，而薪水的高低则是纠结的重要原因。(100)建立商业公司过程中的利益争夺也表明，社会精英摆脱不了私利的巨大诱惑。
    可以看出，社会不同群体对各种私利的追求同样影响政治权力的运作。在建构政治体制时，政治精英就考虑过社会利益多样性的问题。麦迪逊曾说，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利益。除了贷款者和借款者，还有农民、商业和制造业者，其中有富人和穷人之分，不能被看作完全一致的整体。随着人口增多，政治经济随之变得复杂。(101)因此，建国者设计出一套适用于利益多元化社会的代表制政体，在制度上认可并规范个人利益。代表制政府并非是单一利益的代表，而是代表了社会利益的多元性。选民选举代表，不是因为代表的才能、正直与爱国主义，而是因为与他们相同的兴趣与动机。(102)而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各种为私利进行讨价还价的政治交易、为报答支持者进行的政治分肥活动比比皆是。选民也是“出于某种狭隘的、自私自利的或者是毫无定见的动机”去投某人的票。(103)
    因此，建国初期的政治文化是极为复杂的。这种政治文化强调公共利益至上，相信精英具有美德，能够超越个人利益推进公共利益；与此同时，政治文化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个人、党派和区域利益交织，影响着各种政治决定与行为。政治精英不同的价值体系与对政治的认知，以及他们的表达与行动，共同塑造了建国初期复杂多重的政治文化。18世纪末商业公司的建立就像一个多棱镜，反映了“精英统治”理念与各种私利追求并存的政治文化。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建国初期的政治文化在逐渐发生转变。
    在人们普遍追求私利的社会中，强调“精英统治”的思想观念无疑遭到了巨大挑战。在政治领域，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而否定派别和政党的政治精英，不得不面对18世纪末愈演愈烈的党派斗争。建国初期的政治精英普遍相信社会存在“共同福祉”，他们的各项行动与举措都是为了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对于党派，他们则大多持排斥与厌恶的态度。约翰·亚当斯曾表示，“共和国被划分为两个政党”是“最大的政治罪恶”。(104)来自弗吉尼亚的参议员约翰·泰勒(John Taylor)提出，国家制定宪法，是为了推动整体利益和为全体公民服务，不是为一部分公民服务，党派则是宪法推进目标的对立物。(105)总之，在大多数人看来，党派的成员只关注局部利益或个人利益，他们渴望权力，希望通过“掌控政府”，为个人利益服务。(106)然而，批评党派的政治精英却在18世纪90年代身陷党派斗争。因为内政与外交上的分歧，约翰·亚当斯和汉密尔顿联合组成联邦党，与以麦迪逊和杰斐逊为代表的共和党展开竞争。他们在国会辩论与各种公开言论中相互指责。麦迪逊批评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赋予少数人特权，旨在建立君主制和贵族制，威胁共和政府的基本原则。(107)而汉密尔顿则质疑杰斐逊暗中动用政府资金资助反对派报刊。(108)在1796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中，联邦党与共和党都在为各自的总统候选人拉票，希望能赢得诸如宾夕法尼亚这种摇摆州的选票。(109)到了1800年的总统竞选，联邦党与共和党的党派竞争达到巅峰。联邦党利用1798年通过的《惩治煽动叛乱法》压制共和党的批评言论，给竞选施加影响。而共和党则借助民众对联邦党人控制言论的不满情绪，在报刊与小册子上不断批判联邦党剥夺言论自由，为选举制造声势。杰斐逊为削弱联邦党人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影响，与该地区的共和党领袖密切联系，以争取更多的支持。(110)尽管当时的政治精英仍然坚信自己拥有美德，组成的是“爱国者联盟”，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拯救国家，但是联邦党与共和党的激烈斗争却表明，强调“精英统治”的理念正在不断被政党政治所削弱。直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来自纽约州、时任国会参议员的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公开承认党派利益的必要性，他提出，“政党是自由政府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它能更有效地监督政府，防范政府滥用权力。(111)
    与此同时，在经济领域，强调“精英统治”的理念也遭遇挑战。在18世纪末，相当一批政治精英秉持“精英统治”的价值取向，并且通过一套精英治国的话语，构建了权力体系。这些政治精英包括了具有共和精神的政治家，也有很多大种植园主、大农场主、出口和进口大宗货物的商人、金融人士以及律师。他们宣扬自己为广泛的群体服务，而不是为任何派别谋取私利。他们几乎从没有公开表示自己的政治与经济主张中包含个人利益，而是通过竭力展现他们的优越性，证明自己能为公共利益服务。在他们的公共言论中充满共和话语：“秩序是脆弱的，所有人都有权力欲；美德被野心和欲望侵害；只有那些每天免于生活压力的人才能被信任，肩负职责。”(112)然而，精英治国理念在商业公司上的运用却遭遇挫折。各种私利影响着商业公司的建立，精英的监管和经营并没能确保对公共利益的追求超越对私利的渴望。在精英对复杂利益的追逐中，依靠精英推动公共利益的想象被瓦解，甚至被摧毁。可以说，在商业公司建立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实际上是对“精英统治”话语与理念的一种“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