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1663年郑氏家族内讧与清荷联军攻陷厦门。郑成功死后，郑氏家族内部生乱，清军乘机联合荷兰东印度公司攻占厦、金两地，促使郑经撤守台湾。利胜书稿中也以亲身经历详述了这段见闻。1663年7月，利胜带着与马尼拉西班牙殖民当局协商结果返航。当他于7月27日抵达厦门时却发现该岛处于一片混乱当中。起因是郑氏集团内部发生了一次大内讧。郑经在一次宴会过程中逮捕了郑泰，指控他企图谋杀自己，并且与清军合谋献出厦门。(38)次日郑泰在牢中悬梁自尽。随着郑泰身亡，其家属、部下在郑泰兄弟郑鸣骏的带领下，渡海至泉州，投降了清军。(39)其时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因台湾为郑军攻占，思图报复，派遣舰队前来协助清军。(40)于是，清荷联军，加上投降的郑泰部属，三方联手在1663年11月间向盘踞在厦门和金门的郑经大举进攻。据利胜记载，投入战斗的双方舰只近千艘：属于清军的有400艘，已投降清军的郑泰部属有百余艘，荷兰人有15艘。至于郑经也有400艘。11月19日至20日，双方在厦门海域展开两昼夜的激战，死伤无数，最后郑经失利，撤退到了台湾岛。清荷联军进占厦门后，对该城大肆烧杀抢掠，利胜亲眼目睹了繁华的厦门城短时间内化为灰烬的悲惨状况。(41)
    除了以上内容外，有意思的是，利胜在其书中也依据自身的观察描绘了郑成功、郑经的性格特征及其对待天主教的不同态度。在利胜笔下，郑成功“身材匀称，皮肤白于纯种中国人，表情严肃，说话如同狮吼”。性格“果敢、坚毅，但也报复欲强，残忍”。他甚至夸张地提到在郑成功掌权的十五年间，先后下令惩罚了超过五十万人。其中很多人只是因为微小的过错就遭受大罚。同时，郑成功还是一位精通各种武器的杰出武士，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42)至于郑经，利胜则将其描写成一位荒淫享乐、能力低下的人。(43)在对待天主教问题上，父子俩也呈现出不同的一面。郑成功对待天主教比较宽容，他允许利胜等传教士在厦门等地公开传教，天主教徒也可以自由地举行宗教庆典。对于地方上骚扰教堂、攻击教士的行为，有时也加以干涉。(44)相反，郑经则一度十分反感天主教，他曾经放任随从攻击利胜在厦门新修的一所教堂，企图抢夺过来改造成供自己寻欢作乐的处所。(45)这些都是不见于其他书籍档册的珍贵记载。总之，利胜以一位长期在郑氏家族控制的闽南地区活动的西方人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研究郑氏家族活动的极其有价值的文献史料。
    二、闵明我与郑成功家族故事
    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de Navarrete,1618-1686)也是17世纪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入华多明我会传教士。1618年，闵明我出生于西班牙的卡斯特罗格尼兹(Castrogeriz)；1634年，进入贝纳菲尔(Penafiel)多明我会小修院，其后又进入瓦亚多利德(Valladolid)的圣保禄多明我会修院学习，毕业后即担任了该修院附属著名的圣格列高利学校讲师。(46)1645年，闵明我遇见返回西班牙招募会士去中国传教的黎玉范，受其影响，他立即报名加入了黎玉范组织的东方传教团。1646年，在黎玉范的带领下，他与另外二十余位多明我会士乘船抵达墨西哥。1648年6月，闵明我、利胜等一行人跟随黎玉范来到菲律宾马尼拉。他受命向当地土著人传教。1650年5月，闵明我被任命为圣多玛斯大学讲师。1654年，他又被任命为萨马尔(Samal)圣卡特琳教堂的本堂神父，由于神学造诣出众，他同时还兼任圣多玛斯大学的神学教授一职。在这段时间里，闵明我目睹了第一位中国天主教神父罗文藻的晋铎场景。在马尼拉传教期间，闵明我染上疾病，医生建议他返回欧洲休养。1657年，他离开马尼拉，取道印度返回西班牙。1658年，当闵明我停留望加锡(Macassar)的时候，恰遇一艘驶往澳门的葡船。船上乘客包括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及一批新入华传教的传教士。闵明我决定跟随他们前往中国，加入在福建的多明我会传教团体。1658年7月，闵明我抵达澳门。不久，闵明我寻机进入福建福安县传教。(47)此后数年，他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华南地区传教，直到1664年清廷禁教，驱逐传教士，他与其他二十余位传教士在1666年3月被驱往广州羁押。闵明我在广州度过了四年时光，他利用这段时间系统地研究中国宗教文化，同时与被关押在一起的耶稣会士们辩论中国礼仪问题。(48)由于与耶稣会士存在严重分歧，闵明我寻机逃至澳门，并决定由此前往马尼拉或罗马，向教会上层陈述多明我会关于中国礼仪的看法。1670年1月，闵明我乘上一艘驶往印度的葡船。途中历经种种波折，终于在1673年1月辗转抵达罗马。在罗马，闵明我向教宗克莱孟十世(Clement X)及传信部汇报了中国传教区的情况及与耶稣会在中国礼仪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他还婉拒教廷有意任命其为首位中国主教的建议，极力推荐罗文藻担任此职。尽管闵明我一直希望能够返回中国传教区，但多明我会却命令他返回马德里，担任圣玫瑰省司库一职，负责为亚洲传教会招募人手。闵明我同时还受命编辑利胜所著《多明我会在中华帝国之业绩》一书。1674年6月，闵明我返抵马德里。但他并没有按照修会的要求编辑利胜上述书稿，而是动手编写自己关于中国的两本重要书籍，即《中华帝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论集》(49)与《中华帝国教会的古今争论》(50)。1677年，闵明我被任命为西班牙的一处海外殖民地、位于加勒比海的伊斯帕尼奥拉(Hispaniola)岛的圣多明我大主教，此后他一直住在这里，直到1686年2月死于该岛。(51)
    闵明我无疑是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人物，这突出表现在他参与中国礼仪之争并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角色。尤其是1676年他所著《中华帝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论集》一书在马德里首次问世后，很快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出版，引起欧洲知识界关于中国礼仪问题的广泛争论，进一步激化了礼仪问题。(52)因为本文的主题并非讨论闵明我与礼仪之争的关系，故此处不赘。值得注意的是，在闵明我的《中华帝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论集》一书第六部分第三十章中，他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来记载郑成功及其家族事迹。(53)其主要内容有很大部分与前述利胜的记载雷同，如郑芝龙的生平，郑成功抗清及收复台湾，郑成功宣谕马尼拉的经过等。(54)此外，与利胜一样，闵明我也记述了郑成功性格中勇敢而又残忍好杀复杂性的一面。(55)很显然，闵明我书中关于郑成功家族事迹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利胜，这一点，从他在文中多次提到“利胜神父致信我们”也可以得到验证。(56)但是，闵明我并非简单摘录利胜的资料，而是在自己的书中也补充了一些利胜书稿中没有记载的内容。
    首先，利胜书中并没有收录1662年4月郑成功致菲律宾总督马利克·德·拉腊的函件内容，而闵明我则记录了这封信件的全文以及马利克·德·拉腊1662年7月10日致郑成功的回信全文。第一封信件内容如下：
    承天命而立之君，万邦咸宜朝贡，此古今不易之理也。可恶荷夷不知天则，竟敢虐我百姓，劫夺商船，形同盗贼，本当早敕水师讨伐，然仰体天朝柔远之仁，故屡寄谕示，以期彼悔罪退过。而彼等愚顽成性，执迷不悟，邀予震怒，遂于辛丑年四月率水师亲讨，兵抵台湾，捕杀不计其数。荷夷奔逃无路，脱衣乞降，顷刻之间，城池库藏尽归我有。倘彼等早知负罪屈服，岂有如此之祸哉？尔小国与荷夷无别，凌追我商船，开争乱之基。予今平定台湾，拥精兵数十万，战舰数千艘，原拟率师亲伐，况自台至尔国，水路近捷，朝发夕至。惟念尔等迩来稍有悔意，遣使前来乞商贸易条款，是则较之荷夷已不可等视，决意姑赦尔等之罪，暂留师台湾，先遣神甫奉至宣谕。倘尔及早醒悟，每年俯首来朝纳贡，则交由神甫复命。予当示恩于尔，赦尔旧罚，保尔王位威严，并命我商民至尔邦贸易。尔仍一味狡诈，则我舰立至，凡尔城池库藏与金宝立焚无遗，彼时悔莫及矣！荷夷可为前车之鉴，而此时神甫亦无庸返台，福祸利害，惟择其一，幸望慎思速决，毋迟延而后悔。此谕。永历十六年三月七日。(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