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封信内容是：
    致中国沿岸及海上之王国姓阁下：西班牙人惟服从其国王，仅崇拜天地造物之主，万物之原，无始无终全能上帝，并生于其圣教，也将死守以终，此事世人无所不知也。西班牙人之交易正经恒久不变，亦可赞誉者也。近数年来，中国人携价值数千金之商品前来，换去宝贵财富而成富，对彼等所示之友情，吾人亦曾给与厚谊与援助。自中国战乱以来，阁下既以友情相示，吾人亦续守信义，保护阁下船只，并充分提供粮食及其他必需之物品。鞑靼人曾要求驱逐来自阁下领土之中国移民，吾人亦予以拒绝。对阁下战争胜败有关之物质或友谊亦均供与以示厚谊。阁下对此曾表谢意，并誓续不朽如岩石之友谊。阁下曾遣使者前来，吾人亦厚礼相迎，厚礼送之以归。然今阁下背你原应守之约，而要求吾人纳贡，此乃因阁下认识不足，未曾想及曾所受至上之福以及如此将引来何等祸害所致。阁下欲征服吾诸岛，实为不可能之事。……今以你之使臣利胜神甫为我使者，携此复函，旨在邀信释疑也，殊盼善迎之，以遵君王间使臣之特权。你我彼此有邻邦之谊，敬祈上帝赐阁下智慧俾悟真理。1662年7月10日，马尼拉。(58)
    尽管这两封信函的全文在其他西方文献中也屡有转引，但大多出自18、19世纪书籍。(59)而闵明我此书出版于1676年，距离上述书信撰写时间不过间隔十余年，可以说是最为接近该事件的史料之一，有一定参考价值。
    其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闵明我还补充了一些1667年利胜书稿完成后所发生的关于郑氏家族的事迹，例如，他曾在书中写下这样一段关于郑经与三藩之乱的记录：
    国姓的长子，就是前面提到他要处死的那位，接替了他的位子。他是一个本性不良的人，也不像他的父亲那样果敢与聪明，因此我怀疑他可以统治中国的任一省份，就像这一年即1675年所报告的。从马尼拉送来的1674年的信件告知我，中国一位四个省份的统治者造反了，并且追随者颇多。而从中国送来的1673年的信件却没有提到这些，这使我产生怀疑。我也不知道在那儿有哪位领有四个省份的总督，除非是指吴三桂(Vu San Kuei)。假若是他造反，那鞑靼人就危险了。(60)
    从这段引文可见，由于闵明我此时期正担任西班牙多明我会圣玫瑰省驻马德里的司库，可以定期收到来自中国及马尼拉本会传教士的来信，因此得以掌握关于中国的消息。显而易见，此次提到的造反事件即指1673年底吴三桂举兵反清，随后耿精忠、尚之信等相继加入，酿成“三藩之乱”。(61)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已经离开中国多年，但闵明我却似乎相当了解中国政局。从中国传来的信件中并没有提到带头造反者的名字，但他很快就联想到吴三桂，并且精确地判断出实力雄厚的吴三桂造反将给清廷造成极大的危险。此外，从引文中也可看出，闵明我对郑经评价颇低。但他却没有料到，不被他看好的郑经也率军卷入了“三藩之乱”，而且一度重新控制东南沿海地区达数年之久，成为影响清廷统治的一个心腹大患。(62)以上这些都是利胜书稿中没有记载的内容，从而从一个侧面为我们考察郑成功家族的活动提供了若干有价值的线索。
    三、帕拉福克斯与郑成功家族故事
    胡安·德·帕拉福克斯(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1600-1659)是一位西班牙天主教传教士。1600年6月26日，帕拉福克斯出生于西班牙纳瓦那(Navarra)的菲特罗(Fitero)，青年时期先后求学于阿卡拉(Alcala)和萨拉曼卡(Salamanca)大学，1620年大学毕业后，步入政界，在西班牙王室中任职，1629年，成为天主教神父，1639年，被任命为墨西哥普埃卜拉(Puebla)主教。1640年6月，帕拉福克斯抵达任所，很快因不满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及奥斯定会侵犯其主教职权而与当地上述天主教修会发生冲突。1642年6月至11月间，他受命暂时代理新西班牙总督一职。任职期间，帕拉福克斯致力于整顿殖民政府财务管理，纯洁天主教信仰，清除印第安人的偶像崇拜。1647年，他因不满当地耶稣会权力膨胀而与该修会产生激烈冲突，酿成美洲教会史上著名的帕拉福克斯事件(Palafox affair)。(63)1649年，帕拉福克斯离开墨西哥返回西班牙，并于1653年被任命西班牙奥萨马(Osma)教区主教，1659年10月死于该教区。(64)
    与利胜及闵明我不同，帕拉福克斯从未进入中国传教，但他却是17世纪中西关系史上值得一提的人物。中国--菲律宾--墨西哥--西班牙航线是17世纪联结东西方的海上交通要道(65)，每年夏季从马尼拉浩浩荡荡地开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的大帆船带去了大宗的中国商品，同时也带来了有关中国的各种消息。作为墨西哥教区的高级神职人员以及掌管调遣菲律宾船队(the Philippine vessels)的实权者，帕拉福克斯得以依据定期从马尼拉送达的报告，获知中国传教会的进展及时局变化，由此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66)当17世纪中叶中国礼仪问题在教会内部逐渐升温时，帕拉福克斯也介入了这一争端。其时他与墨西哥教区耶稣会士之间的矛盾正逐步加剧，因此，当他了解到发生在中国传教区的上述争端时，自然选择站在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的一边，反对耶稣会士的做法。1646年8月，多明我会士黎玉范率领包括闵明我在内的一批新招募到的本会传教士由西班牙抵达墨西哥普埃卜拉，计划由此乘船前往马尼拉，然后转入中国传教。在墨西哥停留期间，他们受到了帕拉福克斯的良好招待(67)，并在中国礼仪问题上获得了后者的支持。例如，当黎玉范等人初抵普埃卜拉时，帕拉福克斯就向他们展示了一篇由马尼拉耶稣会士莫拉雷斯(Diego Morales)所写的为在华耶稣会传教策略辩护的论文，使黎玉范等多明我会士得以及时掌握耶稣会在礼仪问题上的最新动态。(68)其后，当黎玉范发现利胜在1646年9月所带来的教宗英诺森十世(Innocent X)关于中国礼仪问题的敕谕未经设在马德里的印度委员会(el Consejo de Indias)批准，从而可能为在华耶稣会士所拒绝接受时，帕拉福克斯也适时伸出援手，亲自致信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Philip IV)，指责在华耶稣会在礼仪问题上的态度，请求加以干预。(69)
    在关注中国传教会发展状况的同时，帕拉福克斯也颇为留意中国时局的变化。他利用前述来自马尼拉的报告，撰写了一部《鞑靼征服中国史》。该书稿在帕拉福克斯死后由其亲属Don Bernardo de Palafox交给一位法国人带到巴黎，于1670年出版。(70)全书以长达三十二章的篇幅叙述了自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大起义至清军席卷华南地区的历史。它与前述闵明我所著《中华帝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论集》被视为是17世纪西班牙关于中国最有份量的两本书籍，在欧洲社会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71)正如学者评价，因为缺少亲历经验，帕拉福克斯所撰这部《鞑靼征服中国史》传闻失实之处颇多，与同时代另一位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卫匡国所写《鞑靼战纪》相比，可靠性显然不如后者。(72)但它也有其独到之处，那就是，该书在记载清军与华南地区南明军队交战方面提供了许多不见于其他史籍的历史细节，从而引起魏斐德(F.E.Wakeman,Jr.)等知名明清史家的注意。(73)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就同时代的西班牙语种作品而言，帕拉福克斯此书可说是记载郑成功父亲郑芝龙生平事迹最丰富的一部西文书籍。全书以近三章、七十页左右的篇幅描述了郑芝龙的传奇人生。(74)尽管其部分内容与本文前述利胜及闵明我的相关记载略有交叉，但包含着许多独特的地方。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1633年郑芝龙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事件。1633年，郑芝龙率军在金门料罗湾打败了入侵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取得了料罗湾大捷。这次战役沉重打击了荷兰人，使得“荷兰驻台湾行政长官蒲罗曼以武力打开通向大陆的努力宣告失败，荷兰人从此退出福建沿海”。(75)作为受抚明廷后首次在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西方入侵者交战取得的重大胜利，郑芝龙也借料罗湾之战向明政府显示了其强大的海上实力，由此牢固地确立了郑氏家族雄霸东南亚海域的地位。基于料罗湾战役在中荷关系史及郑氏家族史的重要性，中外史家都很重视研究这一段史亭。但是，关于这一事件的中文史料十分零散，现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主要是荷兰学者依靠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相关荷兰文记载而撰成(76)，至于其他西方语种的资料则较少为人所关注。实际上，鲜为人知的是，帕拉福克斯在所撰书中也花费了不少笔墨叙述郑芝龙与荷兰人之间的交战与谈判，内中不乏引人注目的历史细节。据帕拉福克斯记载，当郑芝龙壮大实力后，就计划使“占据台湾岛的荷兰人畏惧他”(77)。他威胁荷兰人如果不主动撤离的话，就要用武力将他们赶走。郑芝龙还利用禁止荷兰人与东南中国开展贸易的手段来打击对手。当荷兰人低估郑芝龙的禁令时，很快尝到了苦果，因为“他烧毁了他们最好的八艘船只：一次烧毁三艘，在另一场合中又烧毁五艘”(78)。帕拉福克斯认为，八艘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在交战中被郑芝龙烧毁的消息是确凿无疑的；同时他还认为，应当有更多的荷兰船只被郑芝龙烧毁，只是尚缺少可靠的消息以确认具体的数量。荷兰人在遭受重创之后，开始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位可怕的对手，因此改变策略，与郑芝龙谈判，“最后，荷兰人与一官和谈，他们被迫每年向他交纳大约六七千镑银币的贡金，通过这样的方式以获许自由交易及从台湾岛航行到中国。这笔钱是无法与他们从这种自由贸易上所获取的巨大利益相比的”(79)。在帕拉福克斯看来，荷兰人以“如此廉价的利率”买通了与“一官的友谊”，其后，双方之间频繁联系使这种友谊益发坚固，乃至郑芝龙“希望把其孩子的教育托付给他们，将他送给他们带到东印度公司占据的雅加达，使他有可能受到欧洲在礼节与军事方面的教导”(80)。而对于那些持有郑芝龙颁发的通行令，前往马尼拉贸易的中国商船，荷兰人也不像战前那样加以劫掠。(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