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改制以后，鲜卑葬俗开始全面受到中原地区传统礼制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其中最显着的事情是孝文帝规定迁居洛阳的鲜卑贵族不得就茔代北，“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22)这条诏令颁布的契机正是鲜卑贵族广川王元谐卒，孝文帝以此为契机，明确规定：“迁洛之人，自兹厥后，悉可归骸邙岭，皆不得就茔恒代。”(23)孝文帝也以身作则，迁洛之前，本于“永固陵东北里余，豫营寿宫”，迁洛之后，乃自表瀍西以为山园之所。(24)太和年间，孝文帝接受李彪的建议，重中丧纪；元谐卒，孝文帝准备恢复“亲临之礼”；孝文帝还亲自为群臣“讲丧服于清徽堂”。北魏鲜卑葬俗中诏赠赙物多数为“东圆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绢布若干”，这种组合特征与西晋王公的赙品特征基本吻合，充分说明孝文改制以后鲜卑的丧葬习俗中有西晋葬制的因子。诏赠赙物是北朝常见礼俗，魏文帝至孝明帝世以及北齐时诏赙之风最盛，反映了北朝厚葬之风以这两个时期最为盛行。(25)孝文帝死后，“自袭敛暨于启祖、山陵、练除，始末丧事”，皆由汉人刘芳拟定。宣武年间，朝廷吉凶大事皆向刘芳咨访，鲜卑贵族元谧在母丧中，“听音声饮戏，为御史中尉李平所弹”。(26)这说明高允关于禁止丧葬时进行“歌舞宴乐”等鲜卑旧俗的建议得到切实的执行，并显示出法律化的倾向。清河王元怿叔母北海王妃刘氏卒，同时高肇兄子并卒，“不知出入犹作鼓吹不，请下礼官议决”，引发朝廷博士间的争议，宣武帝诏令听从国子祭酒孙惠蔚的议论，“礼有悬而不乐，今陈之以备威仪，不作以示哀痛”。其后胡国珍卒，灵太后临朝，元雍建议，“太上秦公丧制未毕，欲罢百戏丝竹之乐”。(27)
    鲜卑葬俗素有厚葬之风，也有可能受到汉地社会的影响。关于鲜卑盛乐时代的会葬，史载，“二年，葬文帝及皇后封氏。初，思帝欲改葬，未果而崩。至是，述成前意焉。晋成都王颖遣从事中郎田思，河间王颙遣司马靳利，并州刺史司马腾遣主簿梁天，并来会葬。远近赴者二十万人。”(28)送葬人员如此众多，陪葬物品必然不少。《酉阳杂俎》卷一三《尸穸》云，“后魏俗竟厚葬，棺厚高大，多用柏木。”拓跋鲜卑在内蒙古完工、札赉诺尔等地的古墓随葬品，亦为鲜卑早期存在厚葬习俗的证据。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后，厚葬之风愈加炽烈。孝文帝即位后，曾经于太和二年(478年)下令禁止厚葬，“犯者以违制论”，但十余年后，鲜卑葬俗依然是“丧葬婚娶，为费实多”。孝文本人亦为冯太后建造气势恢宏的永固陵。鲜卑厚葬之俗，迄于东魏北齐，其风不改。元孝友谈到其时风俗云地：“今人生为皂隶，葬拟王侯，存没异途，无复节制。崇壮丘陇，盛饰祭仪，邻里相荣，称为至孝。”(29)北齐天保元年(550年)，文宣帝诏令云：“顷者风俗流宕，浮竞日滋，家有吉凶，务求胜异。婚姻丧葬之费，车服饮食之华，动竭岁资，以营日富。”(30)但鲜卑贵族亦有提倡薄葬者，前文提到北魏太武帝、文成帝、孝文帝等都颁布诏令，要求天下丧葬务求俭约，这些诏令当然不可能完全执行。但必须注意到，遗令薄葬也成为一时风气。鲜卑贵族遗令死后薄葬者不在少数，如源贺遗令诸子，“吾终之后，所葬时服单椟，足申孝心，刍灵明器，一无用也。”(31)孝文帝虽然为冯太后敕建恢宏壮丽的永固陵，但冯太后卒前曾遗令“棺椁质约，不设明器。”(32)北齐文宣帝遗令，“凡诸凶事一依俭约。”孝昭帝遗令，“山陵施用，务从俭约。”周明帝遗诏，“丧事所须，务以俭约，敛以时服，勿使有金玉之饰。”(33)这些差异和一致参合相间的葬礼处置理念，均为鲜卑葬俗儒家化过程中的有机构成。
    鲜卑厚葬之风，亦体现为帝王及勋贵之陵冢经常建有碑阙寝庙，与十六国风靡一时的“潜埋虚葬”形成鲜明的对比。窦太后卒，太武帝诏令建立“寝庙于崞山，建碑颂德”。其后昌黎卢鲁元卒，“葬于崞山，为建碑阙”。代人庾业延卒，太武帝路经其墓宅，“怆然动容，遂下诏为立庙，令一州之民，四时致祭”。外戚常澄卒，文成帝为其“树碑立庙，置守冢百家”。(34)冯太后永固石室建于永固陵前，具有祠庙的祭祀性质。北魏鲜卑葬俗中陵寝碑阙等制度的兴盛，既是汉地社会厚葬习俗对魏晋薄葬主义的反弹，也与鲜卑族自身敬鬼神、祠天地的丧葬传统有关。北魏鲜卑丧葬的礼俗中还融入佛教因素。冯太后永固陵中建造佛寺，东魏北齐高欢葬于鼓山石窟寺，均表现出陵寺一体的特征。学者认为高欢陵藏应指北响堂北洞而言，因现北响堂北洞中心柱南侧壁顶有墓穴，且北洞规模最大，符合“大窟”之称。(35)《北史》卷一三《后妃列传》载西魏文帝文皇后乙弗氏失宠，于麦积山出家为尼，且死后“凿麦积崖为龛而葬。……后号‘寂陵’”，俗称“魏后墓”。麦积山石窟发现一处开凿的并不十分规整的长方形洞穴，似为停放灵柩之地。这是佛教信仰意识与新型世俗观念相融汇后而形成的一种丧葬习俗，成为中原一带的新葬式。
    《魏书·礼志》载，“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可见永固石室建筑本身，是鲜卑“凿石为祖宗之庙”的遗俗，同时参糅了东汉以降在帝陵前建筑石殿、石阙、石兽和石碑的方式，还体现出信奉佛教、采用儒家思想的混合特征。(36)北魏平城时期的墓葬，表现在墓葬图像中，则是吸收佛教天人与护法神像，或是具有佛教信仰的意义。(37)北魏迁洛之后，帝陵之上的陵寝碑阙更为流行。如，高闾面对孝文长陵，“上望阙表，以示恋慕之诚。”游雅为孝文皇后高氏撰述碑文。(38)孝庄帝陵上亦有高大肃穆的石翁仲。(39)胡国珍妻秦氏坟瘗局促，灵台后为之扩容增修，建造门阙石表。(40)不仅帝陵如此，贵族官僚的坟冢也具有碑表等石刻葬品。如，恩幸赵修改葬其父，在京师建制碑铭、石兽、石柱等物，送至本县。(41)贵族官僚建制碑石亦有倡导教化的功能，但需经北魏朝廷的许可。正光年间河东姚氏遭母丧，哀泣致死，太守崔游上报朝廷，请为其“营墓立碑，自制碑文。”北周年间，荆州刺史鲜卑人长孙俭卒，荆州民众赵超等七百人诣阙，“请为俭立庙树碑”。(42)
    鲜卑统治者的大型墓葬具有历时性的变化，北魏平城时代，鲜卑贵族的墓葬几乎全部为砖质双室或多室墓，冯太后永固陵和孝文帝万年堂俱为前后双室相连的墓葬，以墓室设置、随葬品多少为标准的等级制度重新恢复。(43)司马金龙墓则为前后主室并带一个耳室的多室墓，其墓室设置及其中漆画的人物形象、服饰特征和绘画风格被认为是东晋文化影响的产物。(44)大同北郊的永固陵、万年堂及洛阳景陵的位置选择，或许受到两汉帝陵位置分布的影响。(45)孝文迁洛后，鲜卑贵族大型的双室及多室墓葬极为罕见，如鲜卑宗室元邵、元睿墓皆为单体墓葬，元叉墓虽为多室墓，但该墓显然以方形主室为核心，其耳室仅为“假耳室”。该时期墓室开始出现壁画，尤其是墓顶天象图明显带有汉魏文化的因素，体现了迁洛以后鲜卑丧葬习俗中的汉化特色。与南朝相比，北朝墓葬壁画墓的变化较为滞后，大规模的壁画墓出现是孝文迁洛以后，其中既保留着明显的汉魏因素，也有南朝墓葬壁画的影响，还有鲜卑旧俗的痕迹。(46)北朝鲜卑贵族的墓葬多为弧方形、半圆形、圆形墓，这应当是继承和发挥魏晋墓葬形制的结果，而圆形墓的出现，是北方草原地区少数民族的毡帐制度与中原地区墓葬形制相结合的产物。(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