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政权随着立足中原，统一北方，塑造正统势在必行，鲜卑人开始自居华夏，甚至分庭抗礼，视江左政权为“岛夷”。与此同时，统治境内的其他族群，一并被视作不同于自身的“夷狄”。在这种华夷观发生转变的背景下，北魏鲜卑葬俗开始接受中原地区的礼制文化，但鲜卑本族的丧葬传统仍然强劲有力。譬如，北魏致力重建的陵寝制度，正是鲜卑文化和汉族文化相结合的结果。(100)不仅如此，北朝活跃于北部中国的除却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汉族和占统治地位的鲜卑族之外，还有其他非汉民族，也就是鲜卑人眼中的“夷狄”。这决定北朝鲜卑的葬俗是多种丧葬文化融合的产物。
    北魏鲜卑丧俗的儒家化过程，以太和改制为分水岭。改制以前，鲜卑葬俗因袭其俗，以胡风为主，汉俗为辅；改制之后，逐渐过渡到汉俗为体，胡风为用，不符合汉人传统的鲜卑葬俗逐渐被抑制，并被修订为符合儒家化的仪式。但实际上，北魏鲜卑丧葬风俗中的胡汉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胡汉贵族在北魏政权中力量对比的影响，北魏汉臣人数的确在稳步增加，(101)但其实际的统治力正如学人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任何研究数据能够令人信服的证实，汉人大族在北魏政府中取鲜卑贵族而代之”。(102)不仅如此，被鲜卑人视为“夷狄”的非鲜卑胡人在北魏政权中的作用也不可等闲视之。因此，鲜卑葬俗在汉化的同时，亦保持着明显的非鲜卑族胡化--如突厥化--的痕迹。学人曾经提出“胡汉体制论”(Sino-Barbarian Synthesis)，(103)北魏鲜卑葬俗历经胡汉文化的冲突、反目和融合，最终形成既不属于汉族也不属于鲜卑族的新型的葬俗文化。在北朝民族融合、文化互动的历史情境下，鲜卑葬俗在大规模儒家化的过程中，也顽强地“输出”了本民族的丧葬文化，汉人大族墓葬中也夹杂有鲜卑葬俗的因素。比如后燕清河大族崔遹墓穴为前宽后窄的梯形，即为鲜卑墓葬的显着特点。(104)鲜卑葬俗的复杂变迁反映了北亚民族在中原地区与汉文化冲突、融合、碰撞的历史图景。鲜卑葬俗儒家化的变迁过程，恰好与北魏政权对待中原文化的态度形影相随。这体现出北朝各个民族、诸色文化同时并存且相互影响的复杂情形。因此，鲜卑丧葬习俗是对汉晋以降中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但同时“胡风国俗，杂相糅乱”。非汉民族的胡人葬俗存在异族异俗，也存在异族同俗。丧葬习俗既反映本民族的认同意识，也是本民族与他族文化互动的真切反映。北魏鲜卑葬俗以儒家化为主流，但其转化、彰显、吸纳和综合的文化特征和民族元素日渐扩大，并对隋唐时期的丧葬习俗和文化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①韩国河：《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
    ②郭善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魏晋南北朝婚丧礼俗研究概述》，载《贵州文史丛刊》，2001(4)。
    ③《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④《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
    ⑤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第176-1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⑥《北史》卷二十五《卢鲁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⑦⑧《魏书》卷四十八《高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⑨杨泓：《北朝陶俑的源流、演变及其影响》，《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⑩(12)《北史》卷一三《后妃·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
    (11)《魏书》卷七《高祖孝文帝纪》。
    (13)《魏书》卷六十五《李彪传》。
    (14)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第47-48页。
    (15)何直刚：《河北景县北魏高氏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9(3)；郑隆：《包头固阳县发现北魏墓群》，载《考古》，1987(1)。
    (16)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116、144、202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17)《魏书》卷八十三《外戚·高肇传》。
    (18)《周书》卷四《明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1。
    (19)(25)谢宝富：《北朝婚丧礼俗研究》，第135、122页，北京，首都师大出版社，1998。
    (20)《通典》卷八十《礼四十·凶礼二》，北京，中华书局，1988。
    (21)《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北齐书》卷六《孝昭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2；《周书》卷四《明帝纪》、《周书》卷六《武帝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