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鲜卑丧葬的特色还表现为冢上精舍及浮图的涌现。由于佛教的传播，北朝鲜卑葬俗在居丧、祭奠等方面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佛教色彩。北魏杨衔之记载明帝崩，起祗洹于陵上，并谓百姓坟冢，或作浮图。其中，“祗洹”指精舍，系塔庙别名，是“息心精炼修行之所栖”的所在。(48)北魏鲜卑丧葬冢墓之上亦有浮图的建立。《水经注·漯水》载，冯太后永固石室两侧有思远灵图。冢墓浮图，正是北朝鲜卑葬俗受到佛教影响的产物。在此风气下，汉人贵族亦染其俗，如王慧龙卒，“吏人及将士共于墓所起佛寺，图慧龙及僧彬像以赞之”。(49)除此之外，鲜卑葬俗受到佛教的影响还体现在设斋祭奠等方面。如神龟年间胡国珍卒，孝文帝发布诏令，“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斋令七人出家，百日设万人斋，二七人出家。”(50)孝文帝敕立报德寺，“为冯太后追福。”胡太后立秦太上君寺，为母追福。《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极言北魏末年舍宅立寺之风，“天下丧乱，加以河阴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尽管鲜卑葬俗出现佛教色彩，但其主体仍然为汉俗，佛教设斋立寺是鲜卑葬俗儒家化的点缀和陪衬。北朝鲜卑墓冢之上亦常植树，则为汉地葬俗的影响。汉代葬俗坟墓之上列树成林，计有松柏、梧桐和杏树等。(51)北魏鲜卑葬俗加以继承，并加入杨树等树种。如《元延明墓志》云，“鸟思松杨，一捐朱邸。”《尔朱绍墓志》云，“丘垅寂寞，松槚成行。”《元纯陀墓志》云，“霸凝青檟，风悲白杨。”《元端墓志》云：“朱帐渐疏，白杨已亲。”《元于德墓志》云，“哀哀黄鸟，萧萧白杨。”(52)这些墓志铭文说明白杨、松柏是北朝鲜卑贵族丧葬常见的墓树。
    民族融合从来就不是单向进行的，表现在鲜卑葬俗上，早期以鲜卑葬俗为主体，但亦杂以汉晋之俗和江左之风；孝文改制以后，鲜卑葬俗呈现出明显的汉化倾向，但并没有完全抛弃鲜卑本民族的葬俗习俗。如，正光年间，孝明帝宫人刘华仁、张安姬死，送葬的过程是“吉凶杂乐，队送终宅”。(53)这些所谓的“杂乐”正是汉人大族如高允、李彪所排斥的，但又和孝文改制以前鲜卑葬俗中伴随的“歌谣鼓舞”类似。(54)孝文改制后，即便是迁居洛阳、全面汉化的鲜卑贵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鲜卑早期的丧俗或者出现其他胡化的特征。
    五胡入华，十六国时期的丧葬制度中，土圹石椁木棺一度极为流行，如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夫妇墓、辽宁朝阳北燕墓群均为土圹石椁墓，这显然是鲜卑族丧葬的民族特色。至于墓葬中的尸体朝向，鲜卑死者头西向或西北向；匈奴死者，则北向。《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记载：“其坐，长左而北向。”匈奴丧葬尸体朝向与其生前的习俗相符合。内蒙古完工鲜卑墓葬、辽宁北票房身村慕容鲜卑墓葬和巴林左旗鲜卑墓葬中，其尸体基本上是头西向或西北向。(55)孝文迁都洛阳后，孝昌三年(527年)下葬于洛阳的济阴宁懋墓，依然保持土圹石室的风格。(56)北魏末年，章武王元融及妃穆氏合葬墓、林虑哀王元文墓各出土石椁一具、镌刻花纹，秦洪墓出土石椁一具；北魏洛阳元暐墓亦发现一具石椁。(57)这说明，北魏迁洛以后，鲜卑人的丧葬礼俗虽然呈现大幅汉化的倾向，但也保持着鲜卑旧俗的特征，同时部分汉人大族的丧葬特征亦熏染鲜卑之风。
    北朝贵胄官僚卒后，招魂是其丧葬过程中经常举行的重要仪式。招魂复魄，是祖先崇拜的产物，也是生者对死者表达的追思之情。《礼记·檀弓下》云，“复，尽爱之道也。有祷祠之心焉，望反诸幽，求诸鬼神之道也”。所谓的“复”，即招魂，“人死有鬼神之道，鬼神处于幽阴，故望其方而求也。”(58)宣武时期，朝廷听从河东裴宣关于士兵死后家人进行招魂的建言，裴宣云：“自迁都已来，凡战陈之处，及军罢兵还之道，所有骸骼无人覆藏者，请悉令州郡戍逻检行埋掩。并符出兵之乡：其家有死于戎役者，使皆招魂复魄，袝祭先灵，复其年租调；身被伤痍者，免其兵役。”(59)这说明宣武以前，太和改制以后，鲜卑士庶都没有继承汉人招魂复魄的习俗。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518年)，尼高皇太后死于瑶光寺。有司奏云：“案旧事，皇太后崩仪，自复魄敛葬，百官哭临，其礼甚多。今尼太后既存委俗尊，凭居道法。凶事简速，不依配极之典；庭局狭隘，非容百官之位。但昔经奉接，义成君臣，终始情礼，理无废绝。辄准故式，立仪如别。内外群官，权改常服，单衣邪巾，奉送至墓，列位哭拜，事讫而除。止在京师，更不宣下。”(60)太后卒后要实行“复魄”程序，其他王公贵族大致如此。《颜氏家训·终制篇》载：“今年老疾侵，傥然奄忽，岂求备礼乎？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劳复魄，殓以常衣。”颜之推特意叮嘱身死之后，无须实行招魂仪式，反向说明贵族官僚死后一般都要举行招魂程序。
    实际上，裴宣建言“招魂复魄”之说，还含有招魂虚葬的意义，即死者亲人因战乱、灾异等特殊情况无法找到其骸骨，不得已而招魂虚葬。这种例证较早见于光武年间，功臣邓晨卒，“诏遣中谒者备公主官属礼仪，招迎新野主魂，与晨合葬于北邙，乘舆与中宫亲临丧送葬”。(61)其中新野主魂即指邓晨前妻刘秀姊刘元，死于兵燹，尸骨无存，此处招迎魂魄，自然是没有尸骸的虚葬。永嘉之乱，五胡扰攘，兵戈不断，招魂虚葬之俗逐渐流行。或许受汉地社会的影响，鲜卑慕容部也出现招魂虚葬的例证。慕容儁自蓟城迁于邺，赦其境内，缮修宫殿，廷尉常炜上书云，“大燕虽革命创制，至于朝廷铨谟，亦多因循魏、晋，唯祖父不殓葬者，独不听官身清朝，斯诚王教之首，不刊之式。然礼贵适时，世或损益，是以高祖制三章之法，而秦人安之。自顷中州丧乱，连兵积年，或遇倾城之败，覆军之祸，坑师沈卒，往往而然，孤孙茕子，十室而九。兼三方岳峙，父子异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便假一时，或依嬴博之制，孝子糜身无补，顺孙心丧靡及，虽招魂虚葬以叙罔极之情，又礼无招葬之文，令不此载。”(62)常炜的上书反映在胡汉葬俗文化的相互影响下，北部中国招魂虚葬普遍流行的状况。其后北魏登国元年(395年)，后燕慕容宝进攻北魏，兵败参合陂，其后慕容垂率军路过，“见往年战处积骸如山，设吊祭之礼，死者父兄一时号哭，军中皆恸”。(63)这些“号哭”的军人，此前为战死沙场的父兄所举行的葬礼必然是招魂虚葬。
    招魂虚葬是被动的，是不得已而为之。另外，还有主动的虚葬方式。魏晋时期，薄葬主义盛行一时，园寝碑阙萎缩式微。魏文帝自作《终制》，“寿陵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64)从此园邑寝殿湮绝无闻。晋武帝统一南北，亦下诏令，“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65)或许受到魏晋政权薄葬主义的启发，十六国时期，大多数胡人统治者实行“潜埋虚葬”的丧葬制度，不起高坟大陵。最早的虚葬例证见于羯胡石勒对其母亲王氏葬礼的处理，《晋书·石勒载记》云：“潜窆山谷，莫详其所。既而备九命之礼，虚葬于襄国城南。”(66)亦载石勒本人卒后，“夜瘗山谷，莫知其所，备文物虚葬，号高平陵。”慕容鲜卑效仿石勒虚葬的故伎，南燕慕容德死后，“为十余棺，夜分出四门，潜瘗山谷，莫知其尸所在，虚葬于东阳陵”。(67)拓跋鲜卑亦复如此，沈约曾记载道武帝时的丧葬礼俗，“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柩，立冢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68)魏分东西，在鲜卑化极度盛行的东魏北齐，再次出现虚葬的例证，如司马光记载高欢的丧葬情况是，“虚葬齐献武王于漳水之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顶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杀其群匠。及齐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发石取金而逃”。(69)学人曾将虚葬归因于石勒的发明，(70)笔者以为虚葬之产生，正是魏晋以降战乱不休，薄葬主义盛行、汉人社会招魂虚葬、前朝葬礼制度崩坏等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也是胡汉文化、胡胡丧俗文化相互影响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