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关于城邦阶级分化的争论
    贝兰特师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德圣克鲁瓦(G.E.M.de Ste Croix)的学生--著名古典史学家卡特里奇，马克思主义对他们观点与方法的影响难以忽略。但是贝兰特似乎有意与马克思主义划分界限，并将德圣克鲁瓦的结论作为标靶进行批判。他认为，德圣克鲁瓦的观点--希腊城邦是国家，而且是奴隶主阶级压迫奴隶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实际上是不充分的。(17)城邦缺乏强制兵役、税收等国家剥削手段。例如，城邦的兵役(例如骑兵、重装步兵)主要是富有和中等阶层的特权；城邦也很少向公民征税，富人的公益捐(Liturgy)则是以捐赠换荣誉的特权。“无国家的社会”不排斥个人剥削，但缺乏国家剥削就不能证明城邦具有国家资格。此外，由于城邦控制奴隶的能力有限，奴隶也难以形成占人口大多数的被统治阶级，而且他们对受剥削的地位并不敏感。因此，将公民集体与整体的奴隶对立起来，作为城邦的基本阶级划分，缺乏说服力。
    格里宁认为，雅典和罗马城邦在利用国家机器来保持社会和政治的不平等、维持经济剥削和相对特权方面，似乎比其他社会做的更好。雅典将奴隶出租给私人从事银矿开发等活动，甚至成为雅典政府的主要收入之一，因此国家剥削并不局限于某几种方式。税收主要由富人承担也不能说明缺乏国家剥削，与今天的税收类似，那只是一种对普通民众的保护。(18)而其他批评者似乎更愿意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中讨论城邦的阶级分化。范德弗利特和汉森都认为，城邦存在明显区分的统治者(archontes)和被统治者(archomenoi)。范德弗利特认为，城邦是一种扁平结构的公民国家，但公民身份本身是一种特权，公民构成了国家的统治者。汉森进一步解释说，女性、麦提克(metics)和奴隶与公民在经济生活领域差别不大，但是在政治领域，公民身份把由公民共同体构成的国家和整体的社会区分开，公民统治着非公民。在城邦的政制(politeia)中，男性公民作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身份并不是同时并存的，而是轮流成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无论在任何时候，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都有明确的区分，前者发布命令并有权让后者遵守。年轻人在所发的誓言中，就有服从当局的要求。因此，城邦可以明确区分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19)
    贝兰特反驳说，“公民构成国家”的观点已经受到芬利的批评。尽管公民集体可以看做是从整个社会中分离出来的政治共同体，却不能将此等同于国家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因为在部落社会中，男性集团在政治权利方面的优势更为明显，但他们并不构成国家。政治中心分散在公民之中，公共利益不通过专门机构而通过共同体的一般成员得以体现，正是“无国家的社会”的典型特征。实际上，国家是一种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的力量，能够发号施令并迫使个人服从。而城邦恰恰缺少这种能够“强制政府的对手就范，毁灭他们的各种意志，迫使他们顺从的力量”，正是这一点真正决定了城邦是“无国家的社会”。而只有职业的统治阶级和处于各种公民会议和整个人口之间的官僚体系，才能证明城邦具有国家资格，但这些城邦都不具备。(20)
    六、争论的意义
    实际上，贝兰特关于雅典暴力机关、阶级分化以及官僚体系方面的论断，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跳出芬利等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然而，这样一个略显冒失的结论，却引起包括汉森在内的诸多学者的关注和批评，似乎有些令人费解。但是实际上，尽管这场争论是关于希腊城邦国家资格的观点交锋，但实际上它有意无意地涉及古典史和人类学各自领域内有关研究方法和理论问题的重大分歧，因而反对者的批评往往与自己在这些重大分歧中的立场紧密相关。
    在古典史领域，汉森以研究雅典的制度史著称，与偏重意识形态的奥波尔(Josiah Ober)在研究方法上存在较大分歧。汉森相信城邦本身就是国家，而且雅典民主制与现代民主制之间的差距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前者也存在分权，并且与后者一样有着自由、平等、人权的理想。而奥波尔则批评汉森似乎是用现代政治体制去理解古代政治生活，忽视了雅典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业余化等不规范性。(21)在这样的背景下，贝兰特的结论--城邦不是国家，而只是一种相当不规范的“无国家社会”--直接挑战了汉森在研究方法和结论方面的权威性，必然会引起汉森的批评。而在人类学领域，克赖森(Henri J.M.Claessen)和斯卡尔尼克(Peter Skalnik)关于“早期国家”的理论，尽管受到不少批评和修正，但还是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和认同。格里宁和范德弗利特尽管各有保留意见，但总体上都认同“早期国家”的理论。(22)而贝兰特的结论则直接挑战了“早期国家”理论，也使得他们对该理论的修正失去了根基，因此引起他们的批评就在所难免了。
    尽管这一争论的影响力尚难以估计，但争论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首先，民主制问题、城邦普遍性问题等都是中国世界史学界热议的问题。而这场争论中关于城邦在暴力机构、行政体系方面薄弱的问题，提醒我们在研究雅典民主制度化的同时，应该注意到雅典社会本身的不规范性以及与现代社会的差异。同时，这场争论也为我们评价汉森与奥波尔在雅典民主制研究中的方法之争提供了新的视角。其次，我国学术界对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研究向来比较重视，而且一直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作为理论指导，这场争论正好在我们一向比较关注的(也是恩格斯主要关注的)希腊城邦的国家资格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比较好的参考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