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籍有犯免徒流与旗人犯徒流折枷又有所不同。前者以隶军籍者为一特殊群体，特立专法以保护；后者视旗人为特殊群体，隐含民族之不平等，其初还暗寓对汉人之不信任，而视旗人为最可倚恃之力量。
    早在后金建国前夕，努尔哈赤就创立了沿袭有清一代的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八旗制。这种寓兵、民于一体的制度，在最初编旗时将所有治下户口，不分部族，全部编入。（注：清代虽有满、蒙、汉八旗之分，但各旗民族成份非属单一，学者多有论述。见郑天挺《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载《清史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页；《王钟翰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153页。）当时八旗人户稀少，为了适应征服并进而统驭人数众多的广大汉族区域的需要，“八旗子弟，人尽为兵”，具体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隶乎旗者，皆可为兵”（注：《清史稿·兵志序》；《八旗通志续集》卷32《兵制》。）。在二十万八旗兵中，“居京师者半之”（注：魏源《圣武记》附录卷11，“武事余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67页。），又同时每占领一处重镇，即留八旗驻防以镇慑汉民，致使八旗兵力有不足之虞。因而才有“生则入档，壮则充兵”之制，才有三年比丁，严治漏隐，“只言八旗而不言民人”（注：《读例存疑》卷9，第163页。）之法律。凡编入八旗的人户，称为“旗人”，又称“旗下人”，编入某旗即为某旗人，其子孙沿其父祖也称某旗人。（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13。）旗人特权法真正地使八旗子弟成为“国之世仆”（注：嘉庆帝《御制训谕八旗简明语》。引自希元、祥亨等纂《荆州驻防八旗志》，马协弟等点校，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这也正是为清代有识之士所诟病的“聚数百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之人于京师”（注：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40，魏源《军储篇五》。）之根本原因所在。
    八旗内部等级森严，除宗室外见诸法典的又有正身旗人、另户旗人、下等旗人、旗人奴仆等区分。以职业而论，又有八旗官员、披甲当差（旗军）等区别。以旗而论，又有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之别。“犯罪免发遣”律不但完全适用于以上各类旗人，而且还一度适用于入籍奉天的民人。（注：奉天民人例乃康熙四年所定，乾隆十六年删除。参见《大清律例通考》，校注本第221页。涵盖满、蒙、汉八旗，见乾隆五十八年上谕所称：“向例满洲杀死满洲，例文本未妥协，自应以旗人杀死旗人，载入例条，则蒙古、汉军皆可包括。”）总括旗人特权法律，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死罪豁免权。乾隆二十九年以前的馆修律例，在“犯罪免发遣”例文后还附有顺、康时期的五条例文，主要内容是旗人犯死罪享有免死权。顺治十二年定例载：“凡满洲、蒙古、汉军官员军民人等，除谋为叛逆、杀祖父母、父母、亲伯叔、兄，及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外；凡犯死罪者，察其父祖并亲伯叔、兄弟及其子孙阵亡者，准免死一次。本身出征负有重伤、军前效力有据者，亦准免死一次。”（注：《大清律例通考》卷4，第221页。《清朝文献通考》卷195《刑一》载其事为顺治十三年：“定满洲世职官员犯罪降革之例”；又同书卷196《刑二》载康熙十年“定旗下军民论功免死之例”，与吴坛所记时间不同。）这条法律的适用范围相当宽泛，因而在其后的顺治十四年、康熙十七年、二十一年做了若干限制：凡强盗重犯、打死人命等犯罪主体不得“论功议免”。但康熙二十六年又有所反复，规定“嗣后强盗案内有护军披甲闲散人应正法者，著察其祖父、父辈阵亡并自身效力之处，缮写奏折，附入本内具题。”雍正三年“犯罪免发遣”正式入律后，上述规定附于律后作为例文遵行。乾隆五年将其内容修改后移入“应议者父祖有犯”条下，二十九年将其从“犯罪免发遣”本律后删除。但它仍作为“现行则例”（注：《大清律例通考》卷4，校注本221-222页。），具有法律效力。
    值得指出的是，这项法律不属于传统的“议”、“请”范围。因为适用“议”、“请”之法者，其主体有特定范围，且以个体或整体之一部分的形式表现出来，即是说，适用对象必须明确、具体。比如清律中“应议者有犯”对宗室觉罗的规定既详又尽（注：本文讨论集中于一般旗人，至于宗室觉罗及八旗官员的相关法律，拟另文叙及。），而此例是沿袭顺康时规定，袭蹈旗人固有之特权。另外，自唐律以来，推恩逮下，皆就一人嫡派而论，从无展转旁推之理，而顺治时所定例文，祖父之外，推及伯叔兄弟，这也可称为因宽免旗人之死罪而设之特殊法条了。
    二是用鞭责、枷号取代正刑，这也是“犯罪免发遣”律之主体。按律文规定，旗人犯笞杖罪，各照数鞭责；犯军、流、徒罪免发遣，以枷号代之。刑部在解释该律时称：“谨按此言旗下人犯罪科断之法，不与民人一例也。凡旗下犯笞杖等罪者用鞭责；徒流军罪则依徒役之年限、配所之远近，分别枷号，仍各照应得杖数鞭责，俱免发遣。”（注：《大清律例根源》卷3，《名例·犯罪免发遣》。薛允升称旗人徒流改折枷，“是徒流免而杖罪亦免矣”《读例存疑》卷11，点注本第23页。）误。按清律规定，“凡民人犯军流罪者，俱至配所，照应杖之数折责。”（《大清律例·名例律·五刑》）即是说，徒流军为主刑，杖为附加刑。附加刑是在主刑开始生效时执行。故刑部解释旗人犯徒流军折枷后，有“仍各照应得杖数鞭责”之语。）笞、杖之刑，即《尚书》中“扑作教刑、鞭作宫刑”者。在执行上以板代之，并有折算方法，故称“折责”。清初笞、杖所用板，即古代之讯杖，用竹或木做成，犯罪不承即用之。因此讯杖重，笞杖轻。（注：《大清律辑注》，第2页。乾隆五年修律时，分大小板式，笞责小板，杖责大板。参见《大清律例通考》，第193页。）。旗人犯笞杖，以鞭代之，含有避重就轻之意。另外，笞杖以臀受，这对马上民族为不宜，故旗人较早即以鞭代笞杖。后金天命七年诸贝勒议定：百鞭折杖五十，嗣后，二鞭折一杖。（注：《满文老档》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87页。）顺治四年定：旗人旗下家奴犯应笞者，以鞭代之，不折责。（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23《刑部·名例律·五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