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旗下奴仆有犯问题。如前所述，旗下奴仆与正身旗人一样享有犯罪免发遣权。但道光五年定例后，开除旗档之案骤多，而开除旗档后军流徒实发完结，即编入民籍。这是就一般旗人而言。旗下奴仆如何定例，法律没有明确。户部认为，道光五年曾奏准旗人官员逃走一次即行革职销档，是指正身旗人而言。故户部在修改则例时仅将正身旗人逃走例内修改销档，而旗下家人逃走各例并未修改。其理由是：家奴若因有犯反得转贱为良，故仍照旧例问拟：王公属下包衣有犯，不准销档。后又扩大到官兵闲散人等如有逃走，亦毋庸销档。户部以此咨知刑部，刑部随即表示认同：既经户部议以不准销档，知照各旗办理，核与本部例内并无抵牾。自可无论次数一体遵照办理。应请交督捕司汇入档册，传知各司抄录存记，嗣后如有包衣旗人逃走，即照户部章程办理。（注：《刑案汇览》卷1。）
    户部章程是从奴仆不能因犯军流徒后编入民籍，反得以贱为良而订立，实际上是为了把奴仆永远控制在主人属下，这不但使奴仆比正身旗人更能长久保留旗籍，也使其即使多次犯逃罪也会永远享有豁免开除旗档的权利。法律的这种尴尬在道光六年一个案例中也表现得很充分。道光六年，闲散包衣扑得儿行窃贝勒府内什物，计赃在一两以上，罪应拟杖。广东司以扑得儿与正身旗人不同，“如照民人例刺字，则该犯案列旗籍，现办并无不销档而刺字之旗人；若竟依旗人销档免刺，是该犯既得免为包衣，较之平人反为轻减。窃盗是罔顾行止，因此正身旗人初次犯窃有玷旗籍，如罪止笞杖，即应销档，但免刺字。至王公属下包衣，究与正身旗人不同，初次犯窃未便照正身旗人销除旗籍，亦未便与民人犯窃一律刺字。应毋庸销除旗档，仍免其刺字，即照拟发落，以示区别。（注：《刑案汇览》卷1。）这个案例的判决既不依民，也不依旗，堪称是“特例”。事实上，类似这样无法援引法律条例的判决并不是个别的，而是大量的。它说明法律的盲区很多，更重要的是立法水平的落后。如从前已革宗室觉罗犯寻常杖、枷、徒、流、军及斩、绞等罪，交刑部照旗人例一体科断，应销档者，免其销档。道光六年发生闲散觉罗瑞秀逃走一案，让刑部无法科断。因为按宗室觉罗私自逃走，只应治罪不应销档。奉天司称：向来此等案件，俱比照旗人旧例治罪而不销档，故办理无虞窒碍。今旧例已删除，新例则逃走一月以外，销档而不治罪。宗室觉罗既不在销档之列，即别无治罪之条，现在审奏闲散觉罗瑞秀逃走一案，罪名既无凭核定。刑部请宗人府订立专条，才可引用。（注：《刑案汇览》卷1。）
    综上所述，随着统治基础的稳固，自乾隆中叶始，清政府力图对以，“犯罪免发遣”律为核心的旗人特权法进行修订，以调整旗民“同罪异罚”问题，使之向着画一法律的方向迈进。但囿于“八旗乃国家根本”的传统惯习，法律调整的效果又是有限的。直到晚清变法修律时，旗民不同刑的问题才作为化除满汉畛域之良法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