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人法律牵涉面十分广，它的每一次调整都触动统治基础这根神经。因此，即使已经“著为例”的法律也会出现较大反复，甚至成为具文。本来乾隆朝对旗民定例的调整已向着画一法律的路途迈进，并且初见成效，但嘉庆初年因对旗人犯罪处罚较轻，致使旗人犯罪案件日多。道光五年，协办大学士英和上《会筹旗人疏通劝惩四条疏》，极言其弊。上疏以“国家百八十余年，旗民久已联为一体，毫无畛域”为立论依据，指出“后人不能深悉旗人立法之意”，“以致姑息而无所惩创，或应画一而反歧视”等种种弊害，为此他提出四项劝惩办法。在“销除旗档宜遵例实力奉行”一项中，他称乾隆年间多次修改定例，限制折枷发落，此在昔日“为因时变通，而在今日则为遵循旧例，无如后来诸臣，往往以姑息为慈祥，自嘉庆二三年间，刑部将逃走发遣之例，改为投回免罪仍准挑差，嗣后诸例渐次废弛，犯窃者则作百检十，一切例应刺字者，俱为之曲法开脱，以致旗人肆无顾忌”，“种种不法，皆由水懦易玩，犯者愈众。”认为只有严加惩治，才能消弭弊害。（注：《清经世文编》卷35。）
    英和以八旗都统、协办大学士之重臣身分，其上疏立即受到重视，道光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奉旨：依议。（注：英和上疏全文以“云南司通行”，全文载入《刑案汇览》卷一“名例·犯罪免发遣”。）督捕司以“劝惩旗人一折所有未尽各事宜，现据各该处咨请部示，本部逐加查核，酌议七条，应通行各省遵照办理”（注：《刑案汇览》卷一，“名例”。）。律例馆随即载入这样一条例文：凡旗人窝窃、窝娼、窝赌及诬告、讹诈、行同无赖不顾行止并棍徒扰害、教诱宗室为非、造卖赌具、代贼销赃、行使假银、捏造假契、描画钱票、一切诓骗诈欺取财，以窃盗论，准窃盗论，及犯诱拐强奸、亲属相奸者，均销除本身旗档，各照民人一例办理。犯该徒流军遣者，分别发配，不准折枷。
    道光五年例几乎颠覆了“犯罪免发遣”律的主体。对此，薛允升指出：“旗人犯徒流等罪，本系折枷发落，并不实发。乾隆十九年始有殴死卑幼、情节残忍者，发拉林之例。二十七年又有寡廉鲜耻实发之例。三十五、三十九等年，又有分别有庄头、屯居发遣之例。然犹与民人有异也。此例行而直以民人待之矣。”他还说：“从前旗人颇知自爱，犯法者少，即有犯者，并不实发，亦不销档。嗣虽定有实发之例，而仍不销档，是以逃人匪类亦无销档之文。道光五年定例以后，不特军流以上应行销档，即徒杖以下凡系逃人匪类，无不销除旗档矣。今昔情形不同，此刑典中一大关键也。”（注：《读例存疑》第25、105页。）
    也就是说，道光五年例实行后，旗人的折枷权已受到很大限制，其法律适用相当有限，几乎涵盖了犯军流徒罪的各种行为。更重要的是，旗人犯罪多销除旗档，这是八旗制的重要变化，也是清代旗人法律的最根本性变化，它几乎动摇了沿袭一百五十余年的“犯罪免发遣”律的基本原则。这是我们考察清代法律变迁应予以高度重视的所在。
    三、“犯罪免发遣”案例透视的旗人社会问题
    以“犯罪免发遣”律为核心的旗人特权法律，既沿续了部族习惯法的传统，也与旗人在确立清朝统治过程中的特殊地位直接关联。正所谓“八旗，国家之爪牙也”（注：李祖陶：《旗户分居议》，《皇朝经世文续编》卷40，《户政》12。）。表面上它是对旗人特权的法律保障，但特权法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当承载或支持这种特权法实施的社会条件逐渐发生变异时，法律反过来又会成为特权享有者的一种桎梏，受保护者往往会成为受害者。因为从根本上讲，旗人特权法的实施旨在维护以旗人为基础的清朝统治。道光五年例颁行后，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因贫困而导致的犯罪增加问题。清朝官、私文献都谈到旗人风俗的演变及随着时间推移犯罪增多的问题，并将其与八旗人口激增、旗人生活的贫困化联系起来。本来，正如英和所说：“我朝豢养旗人之恩，至优极渥矣”，“凡可以利益旗人者无微不至。”（注：英和：《会筹旗人疏通劝惩四条疏》，《清经世文编》卷35，中华书局影印本，中册，第878页。）但为什么旗人犯罪越来越多呢？英和从法律角度观察认为是宽严失当所致：“或苛求过当，应宽而反严，以致束缚而不得疏通；或日久懈弛，应严而反宽，以致姑息而无所惩创。”（注：英和：《会筹旗人疏通劝惩四条疏》，《清经世文编》卷35，中华书局影印本，中册，第878页。）嘉庆则认为旗人匮乏“固由生齿日繁，物价昂贵”（注：《清仁宗实录》卷100。）。据载，乾隆初年在京八旗仅闲散壮丁即有五万七千九百余人。（注：《清高宗实录》卷78，155。）而因“贫苦逃走者甚多”（注：《清高宗实录》卷78，155。），因贫困而犯罪的案例也占了相当一部分。
    乾隆四十七年至五十七年间，连续发生多起旗人窃案，计有满洲旗人花沙布、苏仲阿、苻神保和汉军旗人程正、大柱儿、杜二伯、杜三儿等犯窃罪，分别被处以发遣或开除旗档为民。（注：《清高宗实录》卷1171、1414；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612。）
    旗人因贫困而发掘祖坟之案也所在多有。道光十三年，已革马甲石二（明定），纠邀家奴李八等发掘高祖石如璜、曾祖隆恩等男妇坟九冢，开棺见尸，盗取财物。经刑部审明，将明定销除旗档，照例拟以凌迟处死，并将其年未及岁之子书节依例拟军监禁，俟成丁时发配。正白旗汉军都统以明定有妻武氏、女二妞，或留旗或销档咨部。刑部认为“旗人发冢，例应销本身旗档，犯积匪等连子孙一并销档。此案犯发掘祖坟，残忍蔑伦，较积匪等情尤重，其妻女应一并销档，交县编入民籍，严加管束”（注：《刑案汇览》卷1，“名例·犯罪免发遣”。）。由于旗人私砍坟树之案增多，“各司办理多有参差”，道光二十八年刑部“申明律意”，根据情节轻重，分为二种，“将私砍成行坟树拟杖枷军徒之旗人，均按照名例销除旗档；其私砍坟旁散树照不应重律问拟者，仍留旗档，鞭责发落”，并“传知各司一体照办”。（注：《通行章程》，光绪戊戌年刻本。）至光绪十一年，又有旗人福端私锯祖坟树株一案，云南司审办时将福端拟徒折枷，刑部堂审时交律例馆查核，律例馆依据道光二十八年定章，将福端销除旗档，实发。律例馆又以道光二十八年所定章程“历年既久，诚恐各司办理未能画一，相应传知各司经承回明存记，嗣后审办旗人私砍成行坟树问拟杖枷军徒者”，均按前项章程，“不得遽行折枷，以归画一而免歧异”（注：《通行章程》，光绪戊戌年刻本。）。甚至连睿亲王的后代钟氏兄弟，也因生活无着“私掘祖坟”。（注：《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下册，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