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八旗设有专理旗民讼狱的理事同知，而且“理事同知衙署各有囹圄”。自乾隆四十三年定例，驻防地方如有秋审人犯，不必解部，即于同知监狱监禁。但当时广州驻防八旗尚无旗监，故将军永玮上奏称：“本处理事同知衙门向未设有监狱，旗人内如有犯罪应送刑部者，俱交南海县监内暂行监禁。今圣主特旨将犯罪旗人著不必送往京城，即交同知监内监禁，诚圣主矜恤旗人，于办公不致烦剧之至意。”“若将犯罪旗人仍照前交与南海监禁，该同知承办不免掣肘，且旗、民不分。”因此奏准在同知衙署附近将镶蓝旗汉军佐领废署改为旗监，专交理事同知管理，其禁卒、牢头皆由同知雇募。（注：《驻粤八旗志》卷3，“监狱”。第110-111页；《清朝文献通考》卷202《刑八》。）
    对旗人犯罪采取特别的司法管辖，而一般司法机关不得干预，正是为了维护旗人的法律特权。但由此导致社会治安状况不断恶化，同时也破坏了司法统一的原则。康熙多次说京畿之地“旗人庄头大为民害”，“有司畏威而不敢问，大吏徇隐而不能纠”（注：《清圣祖实录》卷103，123，134。）。直隶巡抚于成龙称违法者“依仗旗下名色”，“无所不为，有司官虽明知而不敢深求治罪”（注：《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443页。）。甚至“旗人辱骂职官”，“此等事甚多，举首者甚少”（注：《清圣祖实录》卷103，123，134。），雍正亦称：“畿甸之内，旗民杂处，向日所在旗人暴横，小民受累，地方官虽知之，莫敢谁何。”（注：《清世宗实录》卷8，雍正元年元月壬申。）“向来庄居旗人，欺凌民人者甚多。”（注：《雍正朝起居注》，雍正五年四月丁未。）对于人命重案，刑部也不敢依法惩断，康熙二十七年六月，侍卫常关保家奴打死民人张守礼，刑部审断时仅拟常关保降级调用，康熙认为常关保是“纵仆妄行”，命将其革职。（注：《清圣祖实录》卷103，123，134。）雍正六年，良乡知县冉裕棐杖责旗人乌云珠，署直隶总督宜兆熊以违例将他题参。雍正帝以“旗、民均属一体”，冉裕棐不应革职听审，将宜兆熊题本掷还，并要刑部查有无地方官不许体刑旗人成例具奏。刑部查出成例后雍正命将其废掉。（注：《上谕内阁》，雍正六年三月初三日、二十四日谕。）类似以上事例甚多，几成为困扰清政府的一大社会问题。因此，一旦特权法律存在的条件发生变化，对其法律的修改亦势所必然。
    二、“旗民定例”的修订与旗人法律特权的限制
    以“犯罪免发遣”律为核心的旗人法律特权从其形成、确立到维护，大体经过了一百余年，即从顺治到乾隆前期。乾隆中叶，随着清朝统治基础的巩固，以及“八旗生计”问题的日益严重，尤其是旗人普遍享有的法律特权对法制秩序的破坏，统治上层开始关注并着手解决旗人法律特权问题，主要是通过订立限制性法律条款，禁止一些犯罪行为援引“犯罪免发遣”律，甚至将犯罪主体开除旗档，实施最严厉的身份惩罚。
    就在“犯罪免发遣”入律的次年即雍正四年二月，雍正帝以“违禁偷刨封禁矿砂等律，汉人发边卫充军，旗人解部枷责”定例不一，认为“发遣治罪，满汉应同一律”，命大学士：“可否将旗人改折法更改，与汉人画一之处”，“确议具奏”（注：《清世宗实录》卷41，雍正四年二月癸酉。），同年九月，大学士等议复时承认折枷例“未免轻于干犯”，但认为“满洲、蒙古营生之道，与汉民迥异，有犯军流罪者，概行发遣，恐致难以图存”，请仍照旧例，而对汉军人犯使用折枷权予以限制，雍正“从之”（注：《清世宗实录》卷48，雍正四年九月辛卯。）。此举表明最高统治者意识到旗、民同罪异罚问题的严重性。
    乾隆即位伊始，就注意调整“轻重悬殊”的“旗民定例”。他认为“旧定旗、民条例，未免轻重悬殊，所当随时更定，以求画一”。乾隆二年，以“今满洲生齿日繁，且知遵守法度，相残之事甚少”为由，对雍正时仍沿袭的“满洲杀死满洲，即行正法”原例著九卿会同八旗都统详议具奏。九卿等随即议定：“嗣后旗人遇有命案，仍依律分别斗殴、谋杀，定拟绞、斩监候；其有服制者，照服制科断”，并“永著为例”。这一条例生效后，乾隆发现这类案件“至秋审时苟非谋故重情，概为缓决”，认为“立法之道，与其狎而易犯，不若使知所畏而不敢蹈”，肯定“向来立法从严，具有深意”，而且，“旗民事例，既经画一，今又改从斩决旧制，朕心有所不忍”，因此定“嗣后满洲与满洲殴杀案件，著于秋审时俱入情实，庶旗人咸知儆惕，不犯有司”。应该说，这是向“画一之法”迈出的重要一步，尽管它调整的是旗人间相斗杀条例，但体现了旗人定例向“汉法”归一的趋向。次年，援引“存留养亲例”，定“旗人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而家无以次成丁者，亦照民人之例，准其留养”（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27。）。
    在使旗民定例“画一”的过程中，乾隆中叶开始，对“犯罪免发遣”律的法律适用进行了诸多限制。
    最初的限制性例文是从旗人社会的底层奴仆开始的。本来，旗人奴仆没有独立户籍，按八旗户籍编审例，户系于佐领，丁系于户，书其家长名氏及其子弟，而附以奴仆。后来，清政府允许部分八旗奴仆“开户”，另立户籍，但不能归入民籍，仍开在所属旗档内。乾隆四年定，“世代出力”的奴仆，主人情愿将其“开户”者，履行一系列程序后“即准开户记档”。但仅限于“盛京带来，并带地投充奴仆，远年丁册有名者”（注：档案：朱批奏折，议政大臣允禄奏，乾隆四年十月四日。）。乾隆六年对奴仆“开户”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在此前后，八旗奴仆因符合“数辈出力，勤劳年久”和“本主情愿”等条件而“放出为民”者“成案繁多”（注：档案：朱批奏折，议政大臣允禄奏，乾隆四年十月四日。），而这些“放出为民”者，在法律地位上已脱离奴仆身份，而取得一般民人身份（出仕等政治权仍有限制），如果再享有“折枷”特权，显然已不合适。故乾隆十六年馆修入律时有二条例文：一是“凡旗下家奴犯军流等罪，仍依例酌发驻防为奴，不准折枷外；其犯该徒罪者，照旗下正身例，折枷鞭责发落。”另一条为：“凡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奴仆，犯军流等罪，除已经入籍为民者，照民人办理外，其盛京带来并带地投充、远年擒获及白契印契所买、若经赎身归入佐领下开户者，均照旗人正身之例一体折枷、鞭责。其设法赎身并未报明旗、部之人，无论伊主曾否收得身价，仍作为原主户下家奴，有犯军流等罪，仍照例问发。”这二条例文规定，八旗奴仆取得民籍的不再享有“折枷”权，而“开户”者仍享有“折枷”权。但乾隆二十一年议定八旗开户者“放出为民”，因而三十二年修律时将以上二条并为一条，并取消了开户人享有折枷权。又因乾隆二十八年订有汉军奴仆问拟实徒专条，故三十二年修律时将汉军奴仆的折枷权也一并取消。（注：《大清律例根源》卷3，《名例·犯罪免发遣》；《大清律例通考》卷4，校注本，218-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