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军、枷号，沈之奇认为“皆后起之法”（注：《大清律辑注》，第18页。）。枷号又称枷示，即在监外带枷示众，揭其所犯罪状。北周已有枷刑律。明代枷刑被普遍应用，仅《问刑条例》采用者即有五十三条。这种刑罚使罪犯“尽夜不得休息”（注：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45《刑考四》。），清初枷号轻重不一，乾隆五年定，应枷人犯，俱重二十五斤。康熙二十九年以前，枷号旗下人犯，置放本旗门上，自该年以后，将枷号人犯各旗互相转放，由城门尉、城门校、千总、领催、披甲人等，详验加封收受，发门之后，刑部派满汉官员调旗巡查。（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27。）后来为照顾枷号旗犯，在各门示众处设立房屋以为住宿之地，被称为“门监”，“门监”，“实非囹圄可比。”可能是犯者日多，乾隆元年议准，在门监之旁添造房屋一二间，或在门监内拨一二间，作为女犯居住歇宿之所，枷号旗犯始有男女分监之所。刑部又以“此等枷号人犯，原非重囚，且系已结之案”为由，奏准“许其跟随亲属一人，在内照管”。嘉庆十六年，勒保上奏：枷号尺寸重轻虽符定例，但板片厚不及一寸，木插厚仅三四分，难以经久。且犯人两手不能及口，难于饮食，因此改定为长二尺五寸，阔二尺四寸，仍符二十五斤之数。嘉庆帝谕刑部“即纂入则例，并将现有枷号参照新定尺寸更正，以归画一”（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23。）。枷号实际是一种附加刑，（注：《清史稿刑法志注解》，群众出版社1957年版，第58页注。）但旗人犯徒流军罪普遍适用折枷后，它又上升为一种主刑，只是它作为正刑之外的“非法之刑”来援用。
    按笞、杖、徒、流与死并为五刑，自隋唐以来遵行不改。而旗人有犯，以鞭责、枷号代之，是四刑不加于旗人，如果加之死刑豁免权，则是五刑不加于旗人。由此可看出旗人法律特权具有贯穿与完善的特点，所谓旗民“刑罚异制”（注：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45《刑考四》。）堪称确凿有据的不易之论。
    三是旗人司法管辖的特殊化。司法管辖的实质是司法权由谁来行使。旗人犯罪适用于特别法律，而保证其法律实施的是特殊的司法制度。以刑事案件而论，大体可分为旗人之间、旗民之间二种。清律规定，若两造俱系旗人，不得由州县审办。八旗兵丁、闲散、家人等，犯笞、杖罪者，该管章京即照例回堂完结。即旗人犯笞、杖轻罪，由该旗完结。这表明旗权对旗人司法的介入。（注：章京行使惩罪权，兼有旗权、族权之双重性质，据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于清末民初的调查，八旗氏族首领拥有笞杖的惩罚权。而出于氏族荣誉的考虑，氏族会全力保护罪犯。见《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6、160页。）雍正十三年定，八旗案件，俱交刑部办理。但“细事仍听该旗完结”。即应得罪名在徒流以上者，方得送刑部审办。对于旗民间的诉讼，也屡有变化，而焦点是以旗为主还是以州县为主。康熙时近京之地旗民争斗杀伤之案多有发生。左都御史魏象枢建议“斗殴小事，悉归州县官审结，大事方准赴刑部告理。”康熙帝意有所难，称“从前庄屯（旗人）与民人事情，曾归州县审理，遂有言庄屯受屈者，后归章京审理，民人又多苦累，故立法甚难”（注：《康熙起居注》，第一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44页。）。“军民约会词讼”例文规定：“凡旗人谋故斗杀等案，仍照例令地方官会同理事同知审拟外；其自尽人命等案，即令地方官审理。如果情罪已明，供证已确，免其解犯，仍由同知衙门核转。倘恃旗狡赖，不吐实供，将案内无辜牵连人等先行摘释，止将要犯解赴同知衙门审明。”此条例文定于雍正元年，规定州县办理旗人案件，有“会审”“不会审”之别。实则不准州县擅责旗人，故《处分则例》规定：官员擅行夹责旗人者，降一级调用。
    事实上，旗人即使犯重罪，地方官也难以过问。康熙末年，三等侍卫毕里克的奴仆在涞水县“捶民几毙”，知县甘汝来受理此案后审问奴仆。而毕里克率仆从在县衙大堂哄闹。甘汝来将毕里克收逮，并下其奴仆于狱。案件上诉到中央，吏、兵、刑三部会审，拟革甘汝来职，因康熙帝开恩才免甘汝来之罪。（注：《清史稿》卷304，《甘汝来传》。）雍正时有镶黄旗人王三格自称内务府仓官，早年将祖遗圈地典给民人孙含夫、冉铎等人，雍正三年，王回到满城殴打孙含夫并占夺原地。四年三月，孙含夫到保定控告，王三格反诬冉铎为邪教教主，任命孙含夫为“将军”等职，直隶按察使据报将冉铎等打入狱中。地方官因王三格是仓官，不便审理，请将其仓官革退后再行审结。雍正指示直隶巡抚李维钧“严惩”王三格，并说：“仓官非官，彼自名之为官也，殊可发一大笑！”（注：《朱批谕旨·李绂奏折》，雍正四年八月初一日。）
    上文“理事同知”并非佐理知府事务的同知（注：郑秦先生认为“理事厅有两种，以有无‘地方之责’为别。”仍将其混同于知府佐理职官，见《清代旗人的司法审判制度》，载《清代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4页。），而是专门审理旗人案件的机构。康熙二十四年，先于江宁、杭州设理事厅官，翌年三月起，西安、荆州、镇江、福州、广州等八旗驻防之地也各设理事厅官一员。三十七年，因直隶巡抚于成龙题请，设立满洲理事同知，驻保定，审理旗人斗殴等案，后添设张家口同知、天津同知、通州通判分别审理。（注：李绂《穆堂初集》卷39，《请令理事同知通判分审旗人案件疏》。）至康熙时八旗驻防普遍设有理事同知。乾隆时人萧说：“国制，凡旗人在外，不归汉官统辖。与民人争讼，则将军督抚会理事同知庭鞫。八旗驻防之地皆有是（理事同知）官。”（注：《永宪录》卷1，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0页。）道光时协办大学士英和也言：“旗民交涉案件，例由理事厅审理”，“旗人自恃地方官不能办理，因而骄纵，地方官亦难于约束，是以滋事常见其多。”（注：英和：《会筹旗人疏通劝惩四条疏》，《清经世文编》卷35，中华书局影印本，中册，第878页。）光绪时长善等撰《驻粤八旗志》卷一《官兵额设》有“旗民理事同知”一职，编撰者曰：理事同知一员，“专管……旗民交涉事件。当驻防之初，遇有旗民争讼等事，将军于八旗防御内，择其通晓案牍者，拣派一员审理。自设理事同知后，凡有讼狱檄饬同知承审焉。”（注：《驻粤八旗志》，马协弟等点校，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