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恢复国民经济以奠定新政权的经济基础。我们党深知，巩固政权要有经济实力。在新政权建立过程中，党就制定了没收官僚资本的政策，由此而形成了一批国营经济。针对着猖獗的金融投机活动，进城之初就在上海、武汉、广州等新解放的城市进行了取缔银元投机的斗争；接着又针对不法投机商大量囤积生活必需品，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的情况，采取果断措施打击不法商人，成功地进行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特别是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用三年时间，完成土地改革、合理调整现有工商业、大量节减国家机构所需经费，创造条件，实现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了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新解放区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从1950年冬到1952年底，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与此同时，在国营工矿交通企业里也进行了民主改革，建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在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根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调整了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经过这样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在新民主主义改革中推动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为新政权的巩固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
    再次，开展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运动，保卫和巩固人民政权。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新政权面临着帝国主义和不法资本家的内外夹攻。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随即以联合国名义武装干涉朝鲜并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在战火已经烧到中朝边境鸭绿江和图们江的危急情况下，我们党和我国政府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中朝人民英勇顽强的斗争下，迫使美国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这一胜利，为我国的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赢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与此同时，1951年12月，中央根据党执政以后在干部队伍中出现的贪污腐化等问题，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揭露出许多资本家行贿偷税等严重违法行为。党中央决定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五反”运动的开展，有力地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严重“五毒”行为，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这场斗争是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以限制与反限制形式出现的阶级斗争。党在这场斗争中赢得的胜利，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总之，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2年这三年，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党在巩固新政权的过程中，正确地处理了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值得一提的是，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针对工作中出现的复杂局面，毛泽东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路线。他说：“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5～76页。）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实践和理论中，毛泽东提出的这一重要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思想不仅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策略思想，而且体现了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讲，坚持这一方针是非常必要、十分重要的。
    三、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在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民主政权是以新民主主义为基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纲领没有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去，是因为当时党中央认为中国至少要经过10年到15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才能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
    但是，随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国家经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实际上已经开始逐步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因为在没收官僚资本基础上形成的国营企业和新建的国营企业具有较强的实力；二是因为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中先后开展的民主改革，使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地位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得到很大提高；三是因为在调整工商业时，为帮助私营工商业者缓解困难而采取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措施，实际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与社会主义经济联系了起来；四是因为土地改革后，为帮助贫困农民克服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而组织起来的互助组、合作社，实际上成为引导个体农业向社会主义集体化逐步过渡的开端。在这种情况下，党认为在农村和城市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成为十分必要的了。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在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和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后期，由于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包括对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也缺乏正确的认识，以致在以后长时期遗留下许多问题，但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毕竟建立起来了。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对于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第一，这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使得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经济基础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第二，这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也使得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不再存在，“人民”这一历史范畴的构成也发生根本变化，从而使得民主的主体发生了根本变化；第三，这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同时使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从而使得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任务发生重大变化。这一切变化说明，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已经由新民主主义政治转变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