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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环太湖地区的书估、书船与书籍的流动(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学术研究》 徐雁平 参加讨论

崇祯己卯清明后一日,湖贾邵姓者持来。(《贞白先生陶隐居文集》题跋)[7]
    康熙己丑,吴兴鬻书人邵良臣持旧钞残书五册来售。(《后山集》何焯题跋)[8]
    (嘉庆戊辰)书船友姓邵名宝墉,云其书得诸江阴。(《普济方》黄丕烈跋)①[9]
    咸丰五年七月,余得湖客邵姓朱笔校勘《周易集解》。(《李氏易传》韩应陛题跋)[10]世代相传的贩书技艺和经验,才有可能造就出十分在行的业书者。
    从上引缪荃孙所述,可知湖贾搜求书籍已至细致深入的境地,即便江浙诸藏书家所藏之书散佚转落者,“苏湖间书贾书船,皆能知其底里”。[11]程晋芳《桂宦藏书序》指出湖贾的一种极端得书方法:“扬州马氏,余之族姻也。以数万金购得传是楼、曝书亭藏书。……然窃闻有湖州书贾设小肆于其宅旁,以利啗司书者,潜□异书去。主人年笃老,防察疏,可叹也。”[12]因为湖贾受利益驱动,不停息地搬运贩卖,藏家书籍聚散的速度亦随之加快,在一些描述性的文字,常有一种转瞬盛衰的意味:
    (关于常熟陈揆稽瑞楼)嘉湖书贾往往捆载而来,阅之如入龙宫宝藏,璀璨陆离,目眩五色。君与金吾各择其尤者,互相夸示,而要以书贾至其家为快。五六年中,两家所得,盖不下三四万卷。[13]
    (关于乌程刘桐眠琴山馆)武林、金阊诸贾与织里贸书家争先求售,溪上檥舟恒满。[14]
    (关于海盐马玉堂笏斋)身亡未周,尽为苕估取去,散失殆尽。[15]
    书籍聚散速度的加快,传播范围的加深与拓展,为新一代藏书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同时,因为作为学术资源的文献每隔一段时间就进入流通领域,为正在成长过程的文人学者提供了新资源。汪辉祖称自己“馆苕霅间,与书贾习者七八年,聚书数十百种”。[16]武进蒋敩淳“生平喜购书,有田十顷,半以租所入与湖州书贾易书。今映玉堂中所藏数千卷是也”。[17]黄丕烈能成为十分出色的藏书家,湖估有助推之功。在钱听默、陶蕴辉之外,黄丕烈至少在22篇题跋中记录了他与湖估围绕书籍的诸多交往。②若将黄丕烈藏书题跋与明代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中所记录的书贾对照,可推断以贩书为业的湖贾作为一个群体,在清代更为活跃。在李日华日记中,以可以明确的书贾籍贯信息来统计,徽州人共出现60次,自万历三十七年至四十三年都比较活跃;相比较,湖州书贾、杭州书贾则要沉寂得多,可见在李日华生活的嘉兴地区,徽州书贾活动频繁。当然,如果《味水轩日记》中“夏贾”的籍贯可以明确,自会有新的结论。而在黄丕烈的题跋中,能整理出的书坊有37家,此外书贾标明姓氏或姓名的题跋共有25则,但其中几乎不见徽州人的身影。这种比较中的差异,或许是地域文化资源制约,或是一地经商风气转变所导致。
    湖贾的奔波与搜求,促使很多处于秘藏状态或被遗忘的图籍进入流动的市场中,对于读书人或藏书家而言,偶然发现珍稀书籍的几率也随之增加:
    ……求之三十年不得。岁在己丑七月,忽获之西吴书估舟中,文字完好,出于意表。(朱彝尊《续题溪州铜柱记后》)[18]
    此亡友钱广伯处士遗书也。……予偶见苕贾携示数种,皆手泽宛然,亟以善值购而藏之。(吴骞《字鉴》题跋)[19]
    此书非无足取,乃元明以来数百年收藏家号极博者,皆未见此书,子偶从吴兴书估见一秘钞本,为之喜,遽用重赀购得之。(王鸣盛《通鉴史氏释文》题跋)[20]
    书贾造伪书,在交易中作弊,文献中时有记录。就吴骞而言,他既记录了湖贾的欺诈性交易,也表彰了他们的义气与信用,其所得《海宁县志》是乾隆四十七年湖贾吴良辅所赠:
    蔡古亭明府《海宁县志》,在谈孺木先生辑《海昌外志》时云其板尚在藏库中,迄今百数十年,即印本且不多见。予访购有年,昨闻梅里李氏有是书,属苕上吴良辅物色之,今夏始得,卷帙完整,洵足珍也。方良辅之得也,中途有人欲邀之,良甫曰:“息壤在彼”,卒以遗予,竟不持一钱而去,是亦估而有士行者欤![21]湖贾义举,于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亦可见之。江藩记载吴县余萧客年十五即通五经,然家贫无书。“有苕溪书棚徐姓识先生。一日诣书棚,借《左传注疏》,匝月读毕,归其书。徐姓讶其速,曰‘子读之熟矣乎?’曰:‘然’。徐手翻一帙,使先生背诵,终卷无误。徐大骇曰:‘子奇人也!’赠以《十三经注疏》、《十七史》、《说文解字》、《玉篇》、《广韵》。于是闭户肄经史,博览群书。性癖古籍,闻有异书,必徒步往借,虽仆仆五六十里,不以为劳也。”③[22]在贩书之外,湖贾亦有资助图书出版之举。《南疆绎史勘本》三十卷《摭遗》十卷为道光九年泥活字本,“道光九年秋借吴山庙开局,暨阳程文炳排版”。该书引用书目“后记”云:“苕溪坊友吴寿昌助我货泉,初事于梓者,东乡九品官周剑堂。既而我子辛生来自芜湖,命之校字。楮本不足,则罄我行装,投诸质库;又不足,则乞赀市侩,耐尽诽嘲。……是书初印凡八十部,已糜用平泉三十万有奇。”[23]
    因为乾隆三十八年上谕提及钱听默等,湖州书贾遂声名远扬。德清俞樾有诗述乾隆此举影响:“山塘书贾推金(疑为钱)氏,古籍源流能偻指。吾湖书客各乘舟,一棹烟波贩图史。不知何路达宸听,都在朝廷清问中。星火文书下疆吏,江湖物色到书佣。穷陬僻壤开风气,何况之江名胜地。”[24]不但穷陬僻壤开贩书风气,湖估因为频频与文人学者交往,业书逐渐成为一种诗材。乘舟贩书似乎也成为一种诗意的生活方式。陈鳣(仲鱼)有《赠苕上书估》,其一、其三云:
    万卷图书一叶舟,相逢小市且邀留。几回展卷空搔首,废我引囊典敝裘。
    海内贫儒陈仲鱼,春风旅馆转愁余。卖文近日无生意,但欲从君去买书。[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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