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南北书籍交流的媒介(一)：五柳居陶氏
    清代书贾卒后有一碑传而一生行事得以留传后世的，似乎只有陶正祥(1723-1797)，而陶正祥的传记出自一流学人孙星衍之手，自然是荣幸之事，从中也可见乾嘉时代业书者与学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孙星衍为陶正祥写的“墓碣铭”中有以下重要叙说：
    陶君名正祥，字庭学，号瑞庵。祖父某，自浙之乌程县移家吴门。……少聪慧，就傅读书……家贫无以为养，遂以儥书为业，与吴中文名士交接，闻见日广。久之，于书能知何书为宋元佳本，有谁氏刊本，版贮何所，谁氏本善且备，谁氏本删除本文若注，或舛误不可从。都中巨公宿学欲购异书者皆诣君，车辙满户外。会开四库全书馆，安徽提学朱君筠言于当道，属以搜访秘书，能称事焉。子珠琳由内廷三馆供事叙用，得两浙钱清场盐课大使，貤赠君如其官。君在官署逾年，教子廉俭，旋属引退，曰：“汝多疾而素餐，不如归儥书也。”君既家吴门，侨寓都下。贤士大夫往来辐凑，广求故家书籍秘本，历数十年。……与人贸书者，不沾沾计利。所得书若值百金者，自以十金得之，止售十余金。自得之若十金者，售亦取余。……以是售书甚获利。朝之公卿、四方好学之士无不知有五柳居主人者。……故君子珠琳独能承父业，与当代士夫产我，不复出奉檄矣。君年高，坐市肆，傲倪俗人。来售书者问欲得何书，言不当则令他人应接，曰：“是欲为科举业，若新入词馆，欲得学堂书耳。”……予官都门，退食游书肆，与君日相见。君见予藏《孙子魏武注》，以为世无此本，刊入《汉魏丛书》中。……今君子以予侨居金陵，寄《至元金陵志》为润笔，属作君墓碣。予念世之称事者少，虽书贾无复如君之知书也，为文且铭日……[37]从“墓碣铭”中可以读出以下重要信息：
    其一，陶正祥原籍浙江乌程，属湖州府。陶氏与另一有名书贾钱景开(听默)皆为湖贾。黄丕烈在《韩山人诗集》题跋中指出：“吾吴中之鬻书者，皆由湖州而业于苏州，后遂占籍为苏人，其间最著者两家，曰钱，曰陶。”[38]钱、陶两家应是湖贾中的代表，关于他们的记载也较为丰富。
    其二，四库开馆对清代书业有极大地推进，书贾更为活跃。翁方纲《翁氏家事略记》云：“自癸巳(乾三十八年)春入院修书，时于翰林院署开《四库全书》馆，以内府所藏书发出到院，及各省所进民间藏书……合三处书籍，分员校勘。……对案详举所知，各开应考证之书目，是午携至琉璃厂各书肆访查之。是时江浙书贾，亦皆踊跃，遍征善本资考订者，悉聚于五柳居、文粹堂诸坊舍，每日检有应用者，辄载满车以归。”[39]陶氏五柳居在苏州郡庙前有总店，在胥门开设分店，以此语推之，则陶氏五柳居至少在乾隆三十八年开设琉璃厂店。在黄丕烈的藏书题跋中，到嘉庆二十五年还有五柳居书坊的记录；又顾广圻《道藏目录》题跋云：“道光丁亥(七年)闰月，同吴有堂游城隍庙，至陶五柳家见架上有钞本。”[40]故确切可靠的五柳居业书史有55年的历史。倘从孙星衍撰写的传记推测陶正祥20岁从业，则五柳居或许有七十余年的历史。几十年的经营，“贤士大夫往来辐凑”，可见五柳居的影响。
    其三，陶氏父子对业书的认可态度。墓碣铭述及陶正祥在官署逾年，以“汝多疾而素餐，不如归儥书也”之语属子引退，应可视为当时士人对业书者态度的一种普遍表现。如黄丕烈是乾隆五十三年举人，在藏书之外，亦售书。道光五年在玄妙观前开设滂喜书铺，目的是为长孙黄美鎏习业；而黄丕烈在《近事会元》题跋中又记录了一去官业书事：“萧山李柯溪侨居吴市，颇收古书，余友吴枚庵与之往还。……柯溪去官业贾，人本粗豪。余虽于枚庵座中一识其面，未敢与订交矣。”[41]
    其四，五柳居陶正祥将所售书分为科举书与入词馆后的“学堂书”，自是其具有指向性经营意识的表现，此语可与五柳居在胥门设分店并观，黄丕烈称此“店中皆时书，以供马头生意者”(《避暑录话》题跋)。[42]五柳居在琉璃厂开店经营，以及其在苏州的图书经营，主要是面向学人和文人，但也以“时书”建立与一般读者的联系。
    陶正祥嘉庆二年卒，享年六十六，其声名虽大，然留在文献中的记载，除孙星衍碑传及翁方纲的杂记外，似乎远不能与其子陶珠琳相比。陶珠琳，字蕴辉，生卒年未详。就贩书而言，陶蕴辉实能传其父业，黄丕烈对陶氏称赏有加：
    钱景开、陶廷学皆能识古书，余皆及与之交。景开之后虽业书而毫无所知；廷学之后，则不专于业书，而书中之门径视廷学有过之无不及焉。此吾所以比诸道人也。岁甲子春，余友陶君蕴辉以父忧服阕，将就官赴都铨选，而廷学旧业有肆在琉璃厂，仍至彼做买卖，遇书时邮寄我。我之嗜好，有佞宋癖，蕴辉颇知之。然吾不奇其遇宋刻而寄我，奇其非宋刻而亦寄我也。即如此《韩山人诗集》四册，无识者视之直平平无奇耳，惟蕴辉以为去年所寄陶情集及此韩集两人皆是乡人，尤可宝重，不远三千里而寄我，是其学识不可以书估视之矣。否则公望姓名，虽我家乡读书人亦问诸页不知者，何论书估耶？至于此书之善，尤余所独知，向藏钞本出于钱景开手，已为甚秘，今复得此旧刻，且多续集与词，真明初人集之至善者也。(《韩山人诗集》题跋)[43]从黄丕烈的藏书题跋中可考出黄氏与陶蕴辉的交往，始乾隆五十六年，至嘉庆二十五年。关于陶氏五柳居的记载，此外还有上文引述的道光七年顾广圻在五柳居购书事，以及浙江海盐张氏涉园藏书，“当嘉庆时为苏州书估陶氏五柳居捆载而去”的记载，[44]但比较而言，皆不如黄丕烈题跋所记录的陶氏五柳居完整。因为有黄跋，故而可以约略重构陶氏五柳居30年的历史。笔者尝编“黄丕烈藏书题跋中所见陶氏五柳居事迹辑录”，共得六十余条黄、陶交往史实。在这段历史中，活动的主角是陶蕴辉，甚至从乾隆五十六年至嘉庆二年间，也见不到陶正祥的身影。所辑录的史实，虽多围绕购书一事，但诸事展开的方式又各有不同。展开方式的多样化，正是五柳居主人在书业界活跃程度的表现。陶蕴辉与黄丕烈的关系，在所列文献中，或直接买卖，或提供书籍信息，或促成交易，或共同商榷。在《王右丞集》题跋中，陶、黄之间的紧密联系表现得最为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