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记载中，有多条显示钱听默对古书或相关人事的独到见解，正是因为这些看家本领，与其交往的文人学者也常获益。黄丕烈称“白堤钱听默，书友中巨擘也，其遗闻逸事，有关于书籍者所得最多”。(《渭南文集》题跋)[57]此外，如顾广圻，亦“喜从两人(朱文游、钱听默)问各家遗事颇悉”。(《清河书画舫》题跋)[58]吴骞云：“余至吴门，恒与书林钱景开相周旋。景开往来维扬，游于玲珑山馆马氏，多识古今书籍，余尝拟之宋之陈起。”[59]类似钱听默、陶正祥、陶蕴辉等业书者的出现，应当作一种文化群体来考察。这一群体出现在江南地区，是因为此地有极为丰富的处于流动状态的古书和字画资源，更是因为此地有一批有眼光的藏书家，有众多需要古书和画的文人学者。专业化或高水准的需求造就了非同一般的业书者。《天一阁书目》卷首载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初七日上谕：“又闻苏州有一种贾客，惟事修卖旧书，如山塘开铺之金姓者，乃专门世业，于古书存佚原委，颇能谙悉。”[60]据王欣夫考证，“金”疑“钱”之讹传。乾隆谕示中“有一种贾客”用语较为特别，其意应是指这些业书者的非同寻常、非同往昔。乾隆三十八年，大约是清代考据之学新时代的开始，而此前钱、陶这些人已经营了多年，“专门世业”意味江南地区已经有相当成熟的交易市场。钱、陶北上，谙悉“古书存佚原委”的书业风气亦随之入京城，并因为四库修书事业得到强化和扩散，造就一种与江南地区相呼应的京师书籍流动中心。如同陶正祥五柳居是南方书籍流入京城的中转站一样，钱听默似乎也是这样的媒介人物。黄丕烈在《虎丘山志》题跋中指出：“四库搜访遗书时，(钱氏)曾为巨公某延入书局，故《天禄琳琅》中亦载其姓字，亦可为荣矣。”⑤此“书局”不能考其性质，难断是官办，还是私营，但钱氏进入京城，可推知或者任书籍鉴别之职，或从江南搜购书籍。总之，在当时藏书家或读书人中，当是一件显眼之事。
    六、结语
    从群体来看，清代的书估具有地域特征，譬如在京城的书估，先是以江西金溪人为主，后被附近的衡水人取代。贩书不是一项简单的手艺，它要求从业者要具备一定的书籍知识，把握文化教育的动向，还要耳目灵通，捕捉藏书家兴衰信息。贩书自有其传统，书估在清帝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推波助澜之功。这一文化贡献，对于活跃在环太湖地区的湖贾而言，似乎更为明显。他们促使东南地区的书籍充分流动，同时将南方的图书资源转运北方，促使文化资源的均衡配置，从而在京城形成一个书籍交流中心，为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形成注入丰富的内涵。
    注释：
    ①此外，《咸淳重修毘陵县志》、《豫章黄先生外集》二书题跋所及“书船友邵姓”，很可能是邵宝墉。
    ②见于《黄丕烈书目题跋》中《咸淳重修毘陵县志》、《草莽私乘》、《新定续志》、《得月楼书目》、《何博士备论》、《刑统赋解》、《齐民要术》、《普济方》、《书苑菁华》、《西溪丛语》、《陆延枝说听》、《江淮异人录》、《碧云集》、《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豫章黄先生外集》、《侍郎葛公归愚集》、《湖山类稿》、《知非堂稿》、《张光弼诗集》、《韩山人诗集》、《美合集》、《优古堂诗话》诸书题跋。
    ③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七还记载了汪中在书贾处借书故事：“君生七岁而孤，家夙贫……及长鬻书于市，与书贾处，得借阅经史百家。于是博览典籍，谙究儒墨，经耳无遗，触目成诵，遂为通人焉。”见《汉学师承记笺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11页。
    ④黄丕烈《虎丘山志》题跋，南京图书馆沈燮元先生2012年8月2日提供。
    ⑤黄丕烈《虎丘山志》题跋，南京图书馆沈燮元先生2012年8月2日提供。
    原文参考文献：
    [1]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46页。
    [2]翁心存：《知止斋诗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819页。
    [3]赵翼：《瓯北集》卷二十八，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82页。
    [4]张鉴：《冬青馆甲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本，第51页。
    [5]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卷四，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13－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