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书船
    据傅申的研究，传统“书画船”的观念，源自“米家书画船”，主要是指宋代米芾以其书画收藏随舟旅行，不时取出鉴赏的故事；针对晚明董其昌的研究，傅申以为书画船是“指乘者携有书画作品以供旅途中鉴赏，或乘者可以在其上作书画甚至兼有书画交易性的船只”。[26]书画船在晚明具有书画交易的性质，在傅申所录董其昌文献中还不太明显，而在李日华的日记中确有记载，分别见于万历三十八年、万历四十年、万历四十二年、万历四十三年和万历四十四年，录其中五则如下：
    (万历四十七年七月十五日)无锡孙姓者一舫，泊余门首。余与马吃漫登其舫，客喜，出观诸种。
    (万历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吴江马玄洲、常熟叶少源移书画舫就余，出观倪云林小幅山水，楮系元时云粉笺，画笔粗辣，似学董源。
    (万历四十二年十二月七日)近日苏人书画舫，满载悉伪恶物。然晴窗无事，不论真膺，一一卷舒指摘，尽可消日忘年。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歙友吴心旸讳思齐者持卷轴来。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余与儿子泛小舟，抵狮子汇吴心旸舫中，心旸又出观卷轴。[27]李日华所记的书画舫(或舫)所载书画或古董数量小有可观，且能沿水路寻觅收藏之家，而且能泊舟买家门口。因为书画舫有一定空间，较之行囊所携为多，且能展观，供买家欣赏、挑选。从万历四十三年两则日记可见，如无五月二十七日日记参照，仅凭五月二十六日日记，则不知歙县书贾吴心旸是乘书画舫来，由此可推知李日华日记中大量的书画交易很可能有一部分以依靠书画舫的运载而完成的，而这两则日记，也显示了书画欣赏交易的两种方式，一是书贾持书画到买主家中，一是买主登书画舫选购。
    书画舫虽是交易依赖的工具，但其形制似乎比书船讲究，可能多为文化水准较高者拥有。关于“书船出乌程织里”，前引《湖录》中的一段文字已经述及。织里在太湖边缘，书船由太湖进入其他水路网络，由东苕溪、西苕溪可入湖州府大部分地区，书船在湖州出现，自有其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故书船贸易，推动形成一个以江浙为中心区域的书籍交流网络。最初的“书客”，为“织里诸村民”，但后来有知书的业书者渐渐增多。同时书船在文人学者的诗文中留下的印迹，有增多的趋势，如顺治九年吕留良买旧本《朱子语类》，“为书船所欺”，所得乃不全之本；[28]宋荦康熙三十五年在姑苏书船上购得元刻本《宋史续通鉴长编》；[29]黄丕烈在其藏书题跋中有18则提及书船或书船友。以“书船友”名义多次出现的是郑辅义、邵宝墉、曹锦荣、吴步云等：
    (乾隆六十年)八月十日，书船友郑辅义携是本来，系太仓谢星躔钞本。(《柳待制文集》题跋)[30]
    (嘉庆二十年)六月六日，前月来过之书船友曹锦荣复来，盖为有别种交易介余关白也。云从吴江附夜船而来，包中携有文瑞楼墨格钞本杨铁崖文集一册。(《铁崖赋稿》题跋)[31]两则题跋，尤其是后一则中曹锦荣“附夜船”携书而行的记录，约略显现江浙纵横交错的水路上忙碌的身影，同时书船友及书船也形成了一种富有诗意的文化景观。此一景观在明代只出现少数几次，如在董说的诗集中出现过几次，而至清代则频频出现，“门前新到卖书船”渐成为描写江南水乡诗作的一个新起意象：
    朱庄泾畔见人烟，近水雕胡虾菜鲜。隔岸便通汲古阁，夜来闻到卖书船。(陈瑚《湖村晚兴》十首其八)[32]
    草堂地僻近湖干，南北坨连夕照寒。……卖书船到添新帙，问字人来整旧冠。如此敝庐归亦得，残年真合伴渔竿。(邵长蘅《冬日寓斋杂兴戏学放翁体十首末章专呈漫堂先生》其六)[33]
    消磨长日仗丹铅，常苦巾箱少逸篇。解事童奴传好语，门前新到卖书船。(赵翼《消夏绝句》十首其四)[34]
    竹床冰簟恣安眠，一雨凉生九夏天。侵晓奚童报奇事，门前新到卖书船。(孙原湘《消夏杂诗》二首其一)[35]卖书船成为诗料、成为新颖的意象背后，自有其丰富的文化内蕴。正因为书船的贩运，使得偏僻的草堂、难以消磨的长夏不再难以忍受，反而有难得的惬意。“江南书客卖书船”，[36]书船使得江南的时间与空间有一种自足，不必在鞍马尘埃中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