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乡厉坛的修建与流变
    (一)明清政府在地方上的推广
    厉坛制度在明初确立之后，并不意味着在地方上的真正执行，也即说，制度的确立与实践并不能等同，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在地方上的执行情况作一探讨。事实上，在我们批阅明清典籍之后，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乡厉坛作为制度在地方上的推行并未持续太久，以明朝所编修的大量地方志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有关“久废”“已废”的记载。对此，《绍兴府志》中记载了明绍兴知府南大吉的一段感叹：“……回首昔时，每抚心太息，乃今又分符来守兹土。兹土之俗，其不如昔时者，亦犹夫吾乡也。里社、乡厉之坛荒废过半而莫之有考，是可为长叹息者。夫守一邑则以一邑为一家，守一郡则以一郡为一家。吾家日就衰颓而吾子弟之贫乃至是焉！”③由此可见，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乡厉坛大量荒废的事实当是不误。
    尽管如此，有明一代，部分官员对乡厉坛的确进行了初期的建造与随后的废而重修。至于清代，据笔者管见，则很少记载。因此，下面仅以明代加以讨论。
    据明朝学者王演畴的记载，其任职广东大埔县时，清远乡无厉坛，其言：
    大埔两都，县治西北为(秀)洲，东南为清远。……新旧坟冢累累乱于草，盖地非黄沙大漠，而中军营犹古战场，白骨枕藉。兼之地荒，屡值流殍无虚，率以此为藏。顾谓父老曰：“曩所云建乡厉不当于此时乎？其坛不当于此地乎？”因诛茅伐木，建清远乡厉坛。其三举，又如(秀)洲都乡厉例，厉文悉遵制刻于左。就义田中拨租一十八石，每六石费定，该都里老率众行之。其余即分散本乡不归，福以省事也。余尝伏读圣制厉文，凡里中善恶惟厉是察，而祸福之报随之。则事神固所以治民耳！……④
    王演畴，江西彭泽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据此可知，此次修乡厉坛应为万历二十年以后。其所修乡厉坛与“建社仓、置义田、辟义舘、行乡约保甲”一起构成了他作为地方官在地方的政绩，是一次代表中央政府推行政令典型事例。然而，在明清典籍中有关地方官建造乡厉坛的详细记载并不多见，只有在各地方志中偶有涉及，但也仅为简单的记载而已，现选出部分，列表如后(见下页)。
    由表中所选十则材料来看，虽然各地乡厉坛的建造时间早晚不一，但大多于洪武年间便已设立，说明洪武时期朱元璋的强权统治使得国家权力真正深入至全国乡村，它在名义上打破了地方上以宗族或其他形式的地方组织，而是将各乡村纳入政府所划分的里甲组织之中。当然，随着中央权力的衰弱，行政效力的收缩，明代中晚期以后，虽然各地偶有重修之举，但政府所修建乡厉坛的荒废则是普遍的。至于清朝，在对厉坛整个制度都不够重视的情况下，对于乡厉坛更是推广不多，在笔者寓目的明清文献中，有关清朝地方政府对乡厉坛的管理之记载仅有一例，据编写于乾隆十五年(1750)的《太湖备考》所载：“乡厉坛，在东山平岭下天井湾。岁以清明中元十月朔致祭。按《明会典》：乡厉坛，祭乡中无祀鬼神，本朝仍之。东山厉坛向止里民致祭，乾隆十二年，始官主其事。”⑤此一材料说明，进入清代，在部分地方，地方官在地方管理中，依然利用厉坛等将国家权力渗入乡村。
    (二)乡厉坛的变异
    明清两代，官方主持下的乡厉坛虽然大多荒废甚至废而不举，但是对于孤魂野鬼的祭祀则并未停止。明朝中晚期，随着里甲制度的破坏，那种以里甲为单位，地方里老主持下、颇负地方教化色彩的乡厉坛荒废以后，在各个地方，乡厉坛则以各种形式继续存在，依然在乡村民众的生活中起到应有之义。除大量由宗族修建并管理的乡厉坛(详见第三部分)外，许多地方将乡厉坛与里社坛合并，或者以自己观念的名称对其加以命名。
    如表中所列5和材料7即表明，在所引地方志编纂的当时或以前，乡厉坛已与土谷神祠或里社坛合并一处，我们不难推测，当地民众的祭祀孤魂野鬼之处应在土谷神祠或里社坛。社坛制度与厉坛制度同时而设立，这一制度来自元朝，是元代地方的一种地方管理组织⑥。但是，由于社又有宗教信仰上的意义，其祭祀对象为地方上的土地神，这一合并，已经完全改变了乡厉坛在设立之初的政治功能，而是已融入民众的宗教信仰生活中，这一现象当与地方上的传统有关。
    同时，乡厉坛在各个地方对乡厉坛的称呼也不一致，虽然官方统一命名为“乡厉坛”，但是，乡村民众依然会按照自己的惯有叫法称呼之。如材料6就表明，在江苏省的长洲县即是以“孤魂坛”代之。这都说明了乡厉坛在民众生活中一直扮演着宗教意义上的功能，其宗教意义十分明显。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普通乡村民众身上，即使在官僚士大夫身上依然如此，在明代刘春的文集中记载了一岳州太守与厉坛相关的事例：“澧州岁频旱，侯至其地，道出万人坑。问，为州之遗殣，乃恻然叹曰：‘一妇含上，致旱如此，坑冤可计。’即令有司祭，视厉坛之仪。未毕而雨，是秋大熟。”⑦此处的厉坛是否为乡厉坛并不清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某些地方官在建造厉坛时，并非是出于制度上的考虑而是站在诸如“求雨”等有关宗教功能之上的。此记载并非孤例，在有关李时勉的记载中亦有同样的记载：“前此土俗不立社，不祭社、厉，过夏多缺雨，先生(指李时勉--引者著)创空地为社，又创地为社厉坛，率旁近之家，循古礼祭之，约以为常。至是，雨泽应期，连年皆熟。”⑧李时勉(1374-1450)，江西吉安府安福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国子监祭酒兼修国史知经筵官，致仕后在老家进行了地方建设的工作，其建造厉坛的初衷不一定出于求雨，但是从其效果来看，雨泽应期，当与此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