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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叙文不仅论述了祭厉的渊源，还用一种抒情的文字营造了一种凄凄惨惨戚戚的气氛，让人不禁为那些孤魂野鬼而悲伤，从而为其定期祭祀之心油然而生。在祭祀这些孤魂野鬼时，其相应的祭文亦会改变，如： 时维七月，节届中元。尔等众灵，同禀天地之精，何在失祀之列？乃数值其穷顿，殊哿矣。富人之目，亦势遭其窘，虽免哀，此茕独之思，伤心哉！远亡耶！近故耶！老死耶！幼殇耶！谁怜此群蒿凄怆之惨？富户耶！贫人耶！男魂耶！女魄(耶)！孰念兹荒郊寂寞之怨，既虚禋祀于前、忍令馁饥于后？幽明纵云隔绝，饮食何别殁存？△等悯众灵之憾事，爰纠群信之慈心，建立坛壝，克兴肆祀，荐兹酒醴，陈厥牲牷。伏祈鉴我几筵，必既醉而既饱；集斯坛墠，宜式歆而式尝。一体领觞，无论同宗异姓，大康禋祀不分本境他乡，毋曰无亲，祭之者即其亲；毋曰无戚，祭之者即其戚。坦荡是安，勿谮为忿憾而贻殃乡曲，优游各适，勿自怨恫而肆虐民人。从此，时庆丰享，人跻仁寿，千秋仰赖，万万载馨香，猗欤休哉，伏惟尚享！(16) 此篇祭文与国家祀典中所颁祭厉文在内容上迥异，首先没有皇帝圣旨之类的开头，没有体现出国家的意志；其次，其祭祀的目的并非是惩恶扬善，鉴察官民，而是为本族祈福所祭。因而，他们眼中的祭厉与国家祀典中祭厉有着极大的不同。 除此之外，在乡村还有一种“无祀义坛”，如： 无祀义坛，在利投墟后大路面上，坐南向北，其地基系安贝乡钟和所买草窨，原契价花边三十员，于道光十三年(1833)族谱造成之日归众，谱中间有遗失及无祀者为坛，当日得过谱中。地价花边二十员，仍该原价十员。钟和偕子孙德元等情愿捐助为坛，特谱中嗣众议定于每年春日致祭，均保公后，兼义坛，其递年为首照，均保尝祭之序……(17) 无论从记文还是祭义坛文来看，此义坛祭祀的对象实际上就是本族死后无嗣者，之所以称其为“义坛”，是因为它是本族有钱者捐资而建，其中的“义”是指捐资者而言的。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厉坛的另一名称。 当然，乡村中亦有专门为祭祀那些无祀之义士而设的祭坛，称为“公王坛”。当地村民会将厉坛与之合为一处，为当地居民祈福，如：“公王坛、厉神坛，建于本里河坑，二坛同所。初，族人圣琳公创建石室以祀石固、石猛之神。石固，汀人也。汉末御寇死城下。邑人为立庙以祀焉。一日，庙前水暴涨，有神像顺流来，屹立于石固之左，因并祀之，号‘石猛’。后以息火患功，封石猛为助威王。石固为盘瑞王。今祀之，谓其以死勤事，能捍大患而御大灾也。乾隆己卯岁(1759)，族人试周公建议，谓吾家族大丁繁，不无夭札与失祀之鬼，共醵金立厉坛于公王坛右，附昆山祠，春秋致祭。自此时和年丰，清明无复有夜号之鬼矣！”(18)这里的公王坛固然与前面的厉坛有所不同，即使是与之并置的厉坛亦与之不同，这里所祭之厉的身份虽然依然是本族“夭札与失祀之鬼”，但其名则称为“厉神坛”，不知是传统叫法，还是有其他含意，尚未可知。 (二)族谱记载中乡厉坛的具体管理 在厉坛的日常管理方面，正如上述所看到的，在宗族比较发达的东南地区，由于厉坛往往为同一宗族或同一支派所建，因而其管理权亦属于其宗族或支派。那么他们是如何管理这些厉坛的呢？福建省宁化县孙氏宗族的例子可谓典型。据其族谱中载有一篇“厉坛记”，其首先陈述了设立厉坛的缘由与具体规模，其次详细记载了对厉坛的管理规定： 一、递年定于春秋、清明节，用草席、冥具登坛祭祀，中元则备疏仪无易； 一、捐入铜钱须举公正，权理生息，毋得侵蚀，倘有此弊，任凭另举权管； 一、众立出入总簿，递年祀事后，权理总管宜邀集同人，将数面算，总簿登讫。凡登销用总数一条，执簿人不许秉笔； 一、祀事之日，同人宜各肃衣冠，堂行礼，毋容草野； 一、捐钱同人，倘百年弃世，不准照名抽回，只许移子孙顶名赴席。至若转移兄弟顶名，须当同人面议报名登簿，以杜争竞之弊； 一、捐钱人名未载，谱牒只书明总簿，日后有捐钱人，案者以便以登纪(记)； 一、日后有钱捐入案者，该钱若干，会同人公众议决； 一、此坛因本族天叙兄弟让出己田一节，凑成方圆，当日立让字一纸附后，同人即为人案一名，复帮天叙兄弟铜钱二千文，凡递年祀事之日，准天叙一名赴席，永与同人无异。 道光元年春月日 案内同人合编(19) 此一凡例，详细记载了管理这一厉坛的各项规定，它无异于合同的各项章程，规定了其中的权利和义务，祭祀规则和仪容等等。厉坛在这里不仅是祭祀无祀鬼神的场所，同时更是一项宗族事务。而且围绕厉坛所聚集的钱款，可以作为母本而生息，这显然是一种类似企业式的管理。可见，这已经与厉坛设立之初的本意相去甚远，当然这种形式无疑是与当地的宗族传统相关了。 由上我们不难发现，明清时期乡村中的厉坛无论从祭祀对象、组织形式还是管理方式和内容都与制度规定下的乡厉坛想去甚远，这就要求我们透过资料如何解读明清乡村社会时要时刻保持谨慎。 祭孤传统在中国早已有之，“厉坛”之名，据文献记载，至迟在南宋起即已出现(20)，此时应是一种地方传统，作为一项国家制度，则始于明朝，而为清所继承。它作为国家意志向地方乡村推行，以实现其权力向乡村的延伸。有的学者认为明朝以降，正是在乡村推行祭厉、祭社等礼仪的过程中，使得代表国家权力象征的王朝儒家礼仪在民间得以推广，从而纳入其帝国统治之中(21)。厉坛作为帝国的符号之一，被广大乡村民众所接受，表达了对此政权的认同，即使将此置入文化多元的地方来看，虽然地方上祭祀孤魂野鬼的形式和传统各异，但“厉坛”一名则已经深入到民众观念之中，正如一份地方文献所言“乡里设厉坛者不一，制虽未于古合，均以厉坛名，同为无祀者计也”(2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明清帝国无疑实现了其最初目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