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录年号，后两个为沮渠牧犍所有。这两个年号，由于建置时间相同，一般都认为是一个年号。牧犍当政七年，一般也都认为该年号行用了七年（433-439年）。但为何《十六国春秋》、《通鉴》、《十六国春秋辑补》作“永和”，《魏书》、《北史》、《高僧传》、《大唐内典录》、《册府元龟》作“承和”？并未见有令人满意的解答。陈垣先生认为“永和”系“承和”之误（注：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页。）。当时书体仍带隶味，而隶体“永”、“承”两字确实易混。故学者均从其说。然则，事实是否如此呢？
    出土文献有关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的资料较多，为我们解决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的问题提供了最直接的线索。但使用这些资料需要注意两点：（一）河西出土的资料，由于距政治中心很近，时间一般都很准确。（二）吐鲁番出土的资料，由于距政治中心很远，时间可能会有出入。正因如此，特将这些资料按地区分两类移录如下：
    （一）河西出土有关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的资料
    （1）玄始九年（420年）九月十九日□安富斗瓶镇墓文（1985年敦煌祁家湾312号墓出土）（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119页。）。（2）玄始十年八月廿六日张德政妻法静斗瓶镇墓文（两件，均1980年敦煌佛爷庙湾1号墓出土）（注：甘肃省敦煌县博物馆：《敦煌佛爷庙湾五凉时期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3）承阳二年岁在丙寅（426年）十月五日马德惠石塔铭（清光绪年间酒泉城内出土）（注：史岩：《酒泉文殊山的石窟寺院遗迹》，《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7期；王毅：《北凉石塔》，《文物资料丛刊》第1辑，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图版15-4，图7，第183页。）。（4）承玄二（元）年岁在戊辰（428年）二月二十八日丙寅田弘石塔铭（清光绪年间酒泉城内出土）（注：《酒泉文殊山的石窟寺院遗迹》，图11，第56页。）。（5）承玄元年岁在戊辰四月十四日辛亥高善穆石塔铭（1969年酒泉城内出土）（注：《北凉石塔》，图版15-1，图1、2，第179-180页。）。（6）凉故大沮渠缘禾三年岁次甲戌（434年）七月上旬白双氐石塔铭（清光绪年间酒泉城内出土）（注：《酒泉文殊山的石窟寺院遗迹》，第56页。）。（7）凉皇大沮渠缘禾四年岁在乙亥三月廿九日索阿俊石塔铭（敦煌出土？）（注：美国克林富兰艺术馆藏品。见Bulletin of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78-3,June 1991,p.128.殷光明认为该石塔应造于敦煌。见《北凉缘禾、太缘年号及相关问题之辨析》，《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下引此文作者观点不另注。）。（8）太缘二年岁在丙子（436年）四月中旬《佛说首楞严三昧经》题记（本世纪前期吐鲁番出土酒泉写经题记）（注：袁复礼旧藏。见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中国科学院印行，1954年，图版6-7，图9，第26-27页。本件虽为吐鲁番出土，但据内称：“令狐广嗣于酒泉劝助为优婆塞安良奴写此经。”知实为酒泉写经题记。）。（9）凉太缘二年岁在丙子六月中旬程段儿石塔铭（1969年酒泉城内出土）（注：《北凉石塔》，图版15-2，图3、4，第182页。）。
    （二）吐鲁番出土有关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的资料
    （1）玄始九年（420年）十一月一日佚名随葬衣物疏（S6251号，1915年阿斯塔那2区1号墓出土）（注：熊谷宣夫：《桔师将来吐鲁番出土纪年文书》，《美术研究》第213号，1960年，插图2，第171页。）。（2）玄始十一年十一月五日马受条呈为出酒事（1975年哈拉和卓91号墓出土。文书一，120页，图文壹，61页）。（3）玄始十二年正月十三日兵曹牒为补代差佃守代事（1975年哈拉和卓96号墓出土。文书一，64-66页；图文壹，30-31页）。（4）玄始十二年二月九日失官马责赔文书（两件，均1966年阿斯塔那59号墓出土。文书一，35-36、37-38页；图文壹，14-15页）。（5）玄始十二年三月五日残文书（1975年哈拉和卓96号墓出土。文书一，67页；图文壹，32页）。（6）玄始十二年三月残文书（1975年哈拉和卓96号墓出土。文书一，68页；图文壹，32页）。（7）玄始十二年某月廿二日翟定辞为雇人耕事（1966年阿斯塔那59号墓出土。文书一，39页；图文壹，16页）。（8）真兴六年（424年）四月十八日出麦帐（1975年哈拉和卓96号墓出土。文书一，69-70页；图文壹，33页）。（9）真兴六年十月十三日兵曹范庆白草（1979年阿斯塔那382号墓出土）。（10）真兴七年正月廿日兵曹差直步许奴文书（1979年阿斯塔那382号墓出土）（注：上录两件1979年出土文书，见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管所《吐鲁番出土十六国时期的文书--吐鲁番阿斯塔那382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1期，图4、图版壹：2。）。（11）真兴七年六月廿四日宋泮妻隗仪容随葬衣物疏（1975年哈拉和卓96号墓出土。文书一，59-60页；图文壹，28页）。（12）真兴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箱直杨本生辞（1975年哈拉和卓91号墓出土。文书一，121页；图文壹，61页）。（13）真兴（424-425年）某年正月十五日道人德受辞（1975年哈拉和卓96号墓出土。文书一，71-72页；图文壹，34页）。（14）义和二年（432年）残文书（1975年哈拉和卓96号墓出土。文书一，73页；图文壹，35页）。（15）义和三年五月廿一日幢赵震上言（1975年哈拉和卓91号墓出土。文书一，122页；图文壹，62页）。（16）义和三年六月五日兵曹李禄白草（1975年哈拉和卓91号墓出土。文书一，123页；图文壹，62页）。（17）义和三年兵曹条知治幢墼文书（1975年哈拉和卓91号墓出土。文书一，124-125页；图文壹，63页）。（18）义和某年五月廿二日员崇辞为眼痛请免屯守事（1975年哈拉和卓91号墓出土。文书一，126页；图文壹，64页）。（19）义和某年兵曹行罚部溃五人文书（1975年哈拉和卓91号墓出土。文书一，136-137页；图文壹，65页）。（20）缘禾三年岁次甲戌（434年）九月五日《大方等无想大云经》题记（本世纪初敦煌出土高昌写经题记》（注：苏联亚洲民族研究所藏品（2245号）。见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90年，第84页。据说系由敦煌携来，但题记明云：“于田地城北刘居祠写此尊经。”“田地”为高昌郡属县。知实为高昌写经题记。）。（21）建平五年（441年）七月廿一日祠□（吏）马受属（1975年哈拉和卓91号墓出土。文书一，129-130页；图文壹，66页）。（22）建平六年正月十二日田地县催诸军到府文书（本世纪初吐鲁番出土）（注：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品。见退翁《北凉文状》，《艺林月刊》第53期，1934年，第10版（附图）。）。（23）建平六年闰（五）月廿八日张世容随葬衣物疏（1975年哈拉和卓99号墓出土。文书一，184页；图文壹，90页）。（24）建平（441-442年）某年九月十二日兵曹下高昌、横截、田地三县符为发骑守海事（1975年哈拉和卓91号墓出土。文书一，131-133页；图文壹，67页）。（25）建平某年按赀配生马帐（1975年哈拉和卓91号墓出土。文书一，156-157页；图文壹，68页）。（注：上录20件1966、1975年出土文书，出处分别见括注：“文书一”即《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第一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图文壹”即《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壹]，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26）建平某年写经题记（本世纪初吐鲁番出土）（注：曾炳熿旧藏。见王树相《新疆访古录》卷一，聚珍仿宋印书局印本，1918年。）。（27）承平三年岁次大梁（445年）凉王大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1902-1903年间高昌故城古寺院遗址内出土）（注：原碑旧藏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二战末炸毁，仅存孤拓，为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品。见《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五卷《碑刻拓本一》，柳原书店1994年版，图Ⅶ，第241-242页。）。（28）承平十三年（455年）四月廿一日且渠封戴追赠敦煌太守令（1972年阿斯塔那177号墓出土）。（29）承平十三年岁在乙未四月廿四日大且渠封戴墓表（1972年阿斯塔那177号墓出土）（注：上录两件1972年出土文物，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图53、52。）。（30）承平十五年岁在丁酉大凉王大且渠安周所供养《佛说菩萨藏经》第一题记（本世纪初吐鲁番出土）（注：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品。见前引王树相《新疆访古录》卷一。）。（31）承平十六年岁在戊戌十二月十八日大且渠武宣王（蒙逊）夫人彭氏随葬衣物疏（1979* 阿斯塔那383号墓出土）（注：吐鲁番地区文物保管所：《吐鲁番北凉武宣王沮渠蒙逊夫人彭氏墓》，《文物》1994年第9期，图3。）。
    上录河西出土资料9件，依次记载了玄始、承阳、承玄、缘禾、太缘5个年号。这5个年号，均为河西沮渠氏北凉政权奉用的年号。上录吐鲁番出土资料31件，依次记载了玄始、真兴、义和、缘禾、建平、承平6个年号。这6个年号，前4个年号均为河西沮渠氏北凉政权奉用的年号，建平年号亦为高昌阚爽政权奉用的河西沮渠氏北凉的年号（注：参阅白须净真《高昌、阚爽政权と缘禾、建平纪年文书》，《东洋史研究》第45卷第1号，1986年；关尾史郎《“建平”の结末（补遗）--〈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四）》，《新泻史学》第25号，1990年。），承平年号为高昌沮渠氏北凉政权奉用的年号。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比较就会发现：（1）传世文献所记永和、承和两年号，出土文献未见（注：传世文献所记永安年号，出土文献亦未见。但这是因为这些文献均为酒泉以西地区出土，而在永安年间该地区为李氏西凉所有，不可能奉用沮渠氏北凉年号。所以，这里不涉及永安年号的奉用问题。）；（2）出土文献所载真兴、承阳、缘禾、太缘、建平、承平6个年号，传世文献未收。这8个年号，可以根据性质及时间先后分为四组：（1）真兴、承阳；（2）缘禾、太缘；（3）永和、承和；（4）建平、承平。其中，前两组为沮渠氏北凉奉用的别国的年号（见下），后两组为沮渠氏北凉自建的年号。沮渠氏北凉为何要奉用别国的年号，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以下的讨论就以前两组年号为主；后两组年号问题不大，有关讨论穿插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