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沮渠氏北凉奉用大夏真兴、承阳两年号始末
    真兴、承阳两年号，经学术界不断探索和研究，已确定是沮渠氏北凉奉用的大夏的年号。此两年号处沮渠氏北凉自建玄始、承玄两年号间，时间相衔，故为一组。出土文献所见真兴、承阳两年号：真兴六见，起六年（424年）四月十八日，止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承阳一见，为二年（426年）十月五日。真兴之前的玄始，止于十二年（423年）三月五日；承阳之后的承玄，起于元年（428年）二月二十八日。据此，至少可以确定三点：第一点，这4个年号相互衔接，没有重用迹象，传世文献所记玄始与承玄两年号相衔不能成立。第二点，真兴起六年四月十八日，是高昌奉用该年号最早的记载，由于这里距河西政治中心很远，改元消息传到这里很晚，沮渠氏北凉改奉真兴年号，至迟也应在年初，甚至更早，也就是说玄始只有12年，真兴却可能还有5年。第三点，传世文献记改元承玄，在玄始十七年六月以后，而出土文献记是年二至四月，酒泉已奉承玄年号，这就是说沮渠氏北凉改元承玄，至迟亦可提前到是年正月至二月间，而此前的承阳不止2年，至少还有3年。然而，学术界的研究结果与此并不完全相同。
    真兴为大夏赫连勃勃的年号，起东晋元熙元年（419年）二月，止刘宋元嘉二年（425年）八月，一共7年。承阳为勃勃之子赫连昌的年号，原作承光，沮渠氏北凉改为承阳，起刘宋元嘉二年（425年）八月，止刘宋元嘉五年二月，一共4年。对于沮渠氏北凉何时奉用真兴年号，学术界存在两说：一为玄始十二年、真兴五年（423年）秋至玄始十三年、真兴六年初说。关尾史郎先生主此说（注：关尾史郎：《北凉政权と“真兴”奉用--〈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一）》，《东洋史苑》第21号，1982年。）。一为玄始十三年、真兴六年说。穆舜英、侯灿、吴震、朱雷等先生主此说（注：新疆博物馆考古队（穆舜英）：《（1975年）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6期；侯灿：《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地区奉行年号探讨》，《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吴震：《吐鲁番文书中的若干年号及相关问题》，《文物》1983年第1期；朱雷：《出土石刻及文书中北凉沮渠氏不见于史籍的年号》，《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07页。下引以上作者观点不另注。）。白须净真先生根据《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记勃勃改宫殿“西门”为“服凉门”，此事《通鉴》卷一二○系于刘宋元嘉元年，亦即真兴六年，认为与沮渠氏北凉奉用真兴年号始于六年相符，实际亦主此说（注：白须净真：《〈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その绍介と纪年の考察》，《书论》第18号，1981年。）。对于沮渠氏北凉何时停用承阳年号，学术界存在三说：一为承阳二年（426年）说。吴震先生主此说。一为承阳二年十二月说。关尾史郎先生主此说（注：关尾史郎：《北凉政权と“真兴”奉用--〈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一）》，《东洋史苑》第21号，1982年。）。一为承阳四年三月说。朱雷先生主此说。而根据出土文献和历史记载，对于沮渠氏北凉何时奉用真兴年号，我同意玄始十二年、真兴五年秋至玄始十三年、真兴六年初说；对于沮渠氏北凉何时停用承阳年号，我主张承阳三年十二月说。
    先谈沮渠氏北凉奉用真兴年号。大夏与后秦从来敌对，沮渠氏北凉与西秦也一向仇视，两秦关系暧昧，夏、凉不得不相互勾结。据《通鉴》卷一一七东晋安帝义熙十一年（415年）记载：是年三月，赫连勃勃“攻秦杏城，拔之”；沮渠蒙逊“攻西秦广武郡，拔之”。由于担心两秦报复，大约五至七月间，“夏王勃勃遣御史中丞乌洛孤与蒙逊结盟，蒙逊遣其弟潢河太守汉平莅盟于夏”。这是夏、凉第一次结盟，也是唯一的一次平等的结盟。但这次结盟时间似乎不长。翌年二月，西秦王乞伏炽磐与沮渠蒙逊和亲，两国关系暂时缓解；后秦王姚兴卒，国内大乱，对大夏也难构成威胁。而此后义熙十三年，大夏的宿敌后秦为东晋所灭；义熙十四年，赫连勃勃击退晋兵，占领后秦故都长安；义熙十五年，大夏已成中原大国，勃勃更是志得意满，特别改元真兴。此时，沮渠氏北凉已经感到形势落后，希望统一河西，以与大夏抗衡。沮渠蒙逊花了两年（420-421年）时间，终于消灭西凉，统一凉州西部。但在消灭西凉的同年六月和翌年七月，两度攻西秦均大败。而在消灭西凉的同年十二月，西凉遗臣唐契反于晋昌。玄始十二年、真兴五年四月，唐契逃到伊吾，臣属柔然；八月，柔然侵沮渠氏北凉，凉世子政德战死；十月，沮渠蒙逊唆使南凉降太子暗杀西秦王，结果亦失败。此后三年，沮渠氏北凉西北防守柔然虽然获得很大成功，但西南却年年遭到西秦的入侵。这是沮渠氏北凉臣属大夏的主要背景。而在此背景下，关尾史郎先生认为承阳（光）二年（426年）八月，蒙逊遣使大夏，请袭西秦，大夏立即作出反应，说明此前两者曾有联系。据此，则前一次遣使应在世子政德战死的玄始十二年、真兴五年（423年）八月以后。而沮渠氏北凉奉夏年号，也应始于是年秋至翌年初。此说与出土文献符合，我认为是可以成立的。
    再谈沮渠氏北凉停用承阳年号。我所以不赞同上述三说，是因为如果赞同承阳二年（426年）说和同年十二月说，则两年后（428年）沮渠氏北凉才改元承玄，中间的公元427年岂不就没有了年号；如果赞同承阳四年三月说，与出土文献记是年改元承玄，不在六月以后，而在正月至二月间也不合。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主张承阳三年（427年）十二月说。史称沮渠蒙逊“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杰有英略，滑稽善权变”。虽与仇池氐王杨玄于前一年十二月一同附魏，但其时赫连昌尚未完全败亡，未必敢与大夏马上断绝关系。承阳三年八月，仇乱西秦乞伏炽磐奉献于魏，蒙逊大约感到了威胁。同年十一月，魏封与蒙逊同时来附的仇池氐王杨玄为南秦王，却没有理睬蒙逊，是恼怒蒙逊首鼠两端，还是因为其它什么原因，不详。但此举足以使蒙逊进行反省。或许就在十二月，蒙逊终于断绝了与大夏的关系，并在翌年正月改元承玄。《魏书·胡沮渠蒙逊传》记蒙逊改元承玄，接云：“神（428-431年）中，遣尚书郎宗舒、左常侍高猛朝贡。”并上表，称：“前后奉表，贡使相望，去者杳然，寂无旋返。未审津涂寇险，竟不仰达，为天朝高远，未蒙齿录？”说明蒙逊深以北魏不理睬为忧。同表还盛赞北魏太武帝“天纵睿圣，德超百王”，谦称自己为“老臣”、“弱才”。不久又遣子安周内侍。经过这一系列表现，好不容易才获得北魏的册封，但已较仇池氐王杨玄受魏册封晚了数年，这恐怕就是奉用大夏承阳年号直到三年的代价。
    最后谈沮渠氏北凉为何改承光为承阳。对于这个问题，吴震先生的解释是：“阳、光二字音义皆可互通。”朱雷先生则怀疑：“史籍所记承光为承阳之误”，或者“承光本不误，是北凉用韵用义近的阳字代替了光字。”关尾史郎先生不同意把大夏作承光、北凉作承阳说成是误写和通用。他认为夏改元承光，北凉是意通为承阳。至于何以用意通，不用音通，难以回答，但恐怕与夏的影响力低下有关（注：关尾史郎：《“缘禾”と“延和”のぁぃだ--〈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五）》，《纪尾井史学》第5号，1985年。）。在此，我基本同意关尾史郎先生的说法，但需要作一些补充。真兴七年（425年）八月，赫连勃勃卒，子赫连昌继位，改元承光，不久即面临北魏的强大威胁。第二年九月，北魏攻夏；十一月，兵临夏都统万，掠万余家而归；十二月，又占领夏的长安。第三年六月，北魏攻克统万，赫连昌成为丧家之犬，到处逃窜。第四年二月，赫连昌反攻北魏，兵败被擒。这一系列事件表明，赫连勃勃卒后，大夏已经开始衰败。而这一点，“有英略”、“善权变”的沮渠蒙逊自然非常清楚。当时，他既需要大夏帮助抵御西秦，又不甘心完全向这个衰败的帝国称臣，采取的办法就是明里奉用承光年号，暗里改为承阳自搞一套。而这个承阳年号，既可以说是大夏的年号，也可以说是沮渠氏北凉自己的年号。下文谈到沮渠牧犍改北魏延和、太延为缘禾、太缘，与此性质相同，可为旁证。这是沮渠氏的“家学”，父死子继，子承父业，一般帝王是想象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