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沮渠氏北凉奉用北魏“缘禾”年号,只可能始于沮渠牧犍,而不可能始于沮渠蒙逊。这是因为,如果北魏“缘禾”年号始于沮渠蒙逊,那么,很显然,沮渠牧犍继位承袭,也就不可能马上改元“永和”。否则,在奉用“缘禾”年号期间,改元“永和”,又变成同时奉用两套年号。 (三)沮渠氏北凉自建“永和”、“承和”两年号,只可能是意义不同的两个年号,而不可能是形近致误的一个年号。这是因为,如果“永和”为“承和”形近致误,沮渠牧犍继位所建年号为“承和”,那么,很显然,此前的“义和”年号并未中断,“承和”与“义和”本就衔接,这个“承”字也就完全没有意义。然则,既然“永和”、“承和”均不误,两者究竟存在一种什么关系呢? 我认为实际情况应是开始改元是“永和”,后来重奉变成“承和”。大致经过应为义和三年(433年)四月,沮渠牧犍继位,效仿乃父继位建元“永安”之例,改元“永和”。但奉行未久,同年九至十月,由于臣属北魏,改奉北魏年号而被迫放弃。沮渠牧犍先奉北魏缘禾年号,后奉北魏太缘年号。太缘三年(437年)初,终于决定停用北魏年号,重奉自建年号。但停用北魏年号容易,重奉自建年号却存在某些技术问题。因为,如果径称“永和五年”,难以解释“义和”三年、“永和”元年以降,自建年号与北魏年号的关系。而改“永和”为“承和”,似乎可以暂时解决这些问题。这样,佛教典籍就出现了“承和五年”的纪年。如此奇特的创新,在当时可以成立,是因为:(一)“永和”年号奉用时间甚短,本就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二)在当时,“承”与“永”写法相似,本就很不容易区分。但这两点,也很容易使人认为,沮渠牧犍所改年号从一开始就是“承和”,而不是“永和”。今之学者据此认为,沮渠牧犍实际上是同时奉用两套年号,即对外奉用北魏缘禾、太缘年号,对内奉用自建永和亦即承和年号,也是由此推出。但这种创举,形式上与前面的玄始、承玄和后面的建平、承平不全相同。“承玄”、“承平”所承之“玄”、“平”只能是“玄始”、“建平”。而“承和”所承之“和”,却很难说是“义和”还是“永和”。因此,这种创举,尽管确曾收到否定奉用北魏缘禾、太缘两年号和抹去丧权辱国历史之效,但也一定给当时的民众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沮渠牧犍在重奉永和亦即承和年号的同年,马上改元建平,可以视作是一种有意识的旨在清理这种混乱的举措。 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原板荡,列国纷争,曾经演出一场场弱肉强食的悲剧。一些小国为了保全自己,或连横合纵,或远交近攻,与大国进行顽强的周旋。然而,如何周旋,却因记载错漏,难究其详。沮渠氏北凉即属其中之一。幸而出土文献披露了一些资料,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线索。通过探讨,我们终于得知:(一)蒙逊、牧犍父子,为了本国的安全,曾先后向大夏、北魏称臣,停用自建的玄始、永和年号,改奉大夏的真兴、承阳(承光)和北魏的缘禾(延和)、太缘(太延)年号。然而,尽管如此,最终也难逃灭亡的命运。(二)蒙逊、牧犍父子及后来的流亡政权,不愿承认曾经臣属异邦并且亡国,不但当时对所奉用的大夏、北魏年号进行音同字不同一类的篡改,稍后一旦得到机会,也总要自建以“承”字为名的年号,如承玄、承和、承平,以承玄继承玄始,以承和继承永和甚至更早的义和,以承平继承亡国前的建平,显示自建年号并未中断,进而抹去各自不光彩的历史。(三)沮渠氏北凉的这个为了掩盖历史真相而创造的建置年号规律,从传世文献只载沮渠氏北凉的自建年号,完全不载沮渠氏北凉曾经改奉的大夏的真兴、承阳和北魏的缘禾、太缘年号来看,确实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注:沮渠氏北凉的最原始的史籍,应为《隋书·经籍二》所载属于“沮渠国史”的佚名“《凉书》十卷”。此作者不详的十卷本《凉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疑即宗钦所著《蒙逊记》十卷。其说如能成立,则此书仅为沮渠蒙逊的实录。尽管《史通·正史篇》称“宗钦记沮渠氏”,并没有说宗钦的著作只记沮渠蒙逊,但《魏书》卷五二《宗钦传》却仅记钦“仕沮渠蒙逊,为中书郎、世子洗马”。至于同传指出:“钦在河西,撰《蒙逊记》十卷,无足可称。”为其书没有什么褒词。但据《宋书·胡大且渠蒙逊传》,元嘉十四年(437年),沮渠牧犍向刘宋献书,中有“《凉书》十卷”,牧犍对其书还是非常重视。是否就是因为其书为沮渠氏北凉隐瞒了臣属大夏的真相,虽为中原史臣所轻,却为本国君王所重,现已无法详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崔鸿《十六国春秋·北凉录》等有关沮渠氏北凉的史书,其资料来源主要是沮渠氏北凉自编的实录,而这些实录是经过沮渠氏北凉御用史臣加工过的。)。只可惜,历史终究太过无情,1500余年后,我们仍能通过出土文献披露的资料,利用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的规律,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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