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沮渠氏北凉奉用北魏“缘禾”年号，只可能始于沮渠牧犍，而不可能始于沮渠蒙逊。这是因为，如果北魏“缘禾”年号始于沮渠蒙逊，那么，很显然，沮渠牧犍继位承袭，也就不可能马上改元“永和”。否则，在奉用“缘禾”年号期间，改元“永和”，又变成同时奉用两套年号。
    （三）沮渠氏北凉自建“永和”、“承和”两年号，只可能是意义不同的两个年号，而不可能是形近致误的一个年号。这是因为，如果“永和”为“承和”形近致误，沮渠牧犍继位所建年号为“承和”，那么，很显然，此前的“义和”年号并未中断，“承和”与“义和”本就衔接，这个“承”字也就完全没有意义。然则，既然“永和”、“承和”均不误，两者究竟存在一种什么关系呢？
    我认为实际情况应是开始改元是“永和”，后来重奉变成“承和”。大致经过应为义和三年（433年）四月，沮渠牧犍继位，效仿乃父继位建元“永安”之例，改元“永和”。但奉行未久，同年九至十月，由于臣属北魏，改奉北魏年号而被迫放弃。沮渠牧犍先奉北魏缘禾年号，后奉北魏太缘年号。太缘三年（437年）初，终于决定停用北魏年号，重奉自建年号。但停用北魏年号容易，重奉自建年号却存在某些技术问题。因为，如果径称“永和五年”，难以解释“义和”三年、“永和”元年以降，自建年号与北魏年号的关系。而改“永和”为“承和”，似乎可以暂时解决这些问题。这样，佛教典籍就出现了“承和五年”的纪年。如此奇特的创新，在当时可以成立，是因为：（一）“永和”年号奉用时间甚短，本就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二）在当时，“承”与“永”写法相似，本就很不容易区分。但这两点，也很容易使人认为，沮渠牧犍所改年号从一开始就是“承和”，而不是“永和”。今之学者据此认为，沮渠牧犍实际上是同时奉用两套年号，即对外奉用北魏缘禾、太缘年号，对内奉用自建永和亦即承和年号，也是由此推出。但这种创举，形式上与前面的玄始、承玄和后面的建平、承平不全相同。“承玄”、“承平”所承之“玄”、“平”只能是“玄始”、“建平”。而“承和”所承之“和”，却很难说是“义和”还是“永和”。因此，这种创举，尽管确曾收到否定奉用北魏缘禾、太缘两年号和抹去丧权辱国历史之效，但也一定给当时的民众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沮渠牧犍在重奉永和亦即承和年号的同年，马上改元建平，可以视作是一种有意识的旨在清理这种混乱的举措。
    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原板荡，列国纷争，曾经演出一场场弱肉强食的悲剧。一些小国为了保全自己，或连横合纵，或远交近攻，与大国进行顽强的周旋。然而，如何周旋，却因记载错漏，难究其详。沮渠氏北凉即属其中之一。幸而出土文献披露了一些资料，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线索。通过探讨，我们终于得知：（一）蒙逊、牧犍父子，为了本国的安全，曾先后向大夏、北魏称臣，停用自建的玄始、永和年号，改奉大夏的真兴、承阳（承光）和北魏的缘禾（延和）、太缘（太延）年号。然而，尽管如此，最终也难逃灭亡的命运。（二）蒙逊、牧犍父子及后来的流亡政权，不愿承认曾经臣属异邦并且亡国，不但当时对所奉用的大夏、北魏年号进行音同字不同一类的篡改，稍后一旦得到机会，也总要自建以“承”字为名的年号，如承玄、承和、承平，以承玄继承玄始，以承和继承永和甚至更早的义和，以承平继承亡国前的建平，显示自建年号并未中断，进而抹去各自不光彩的历史。（三）沮渠氏北凉的这个为了掩盖历史真相而创造的建置年号规律，从传世文献只载沮渠氏北凉的自建年号，完全不载沮渠氏北凉曾经改奉的大夏的真兴、承阳和北魏的缘禾、太缘年号来看，确实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注：沮渠氏北凉的最原始的史籍，应为《隋书·经籍二》所载属于“沮渠国史”的佚名“《凉书》十卷”。此作者不详的十卷本《凉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疑即宗钦所著《蒙逊记》十卷。其说如能成立，则此书仅为沮渠蒙逊的实录。尽管《史通·正史篇》称“宗钦记沮渠氏”，并没有说宗钦的著作只记沮渠蒙逊，但《魏书》卷五二《宗钦传》却仅记钦“仕沮渠蒙逊，为中书郎、世子洗马”。至于同传指出：“钦在河西，撰《蒙逊记》十卷，无足可称。”为其书没有什么褒词。但据《宋书·胡大且渠蒙逊传》，元嘉十四年（437年），沮渠牧犍向刘宋献书，中有“《凉书》十卷”，牧犍对其书还是非常重视。是否就是因为其书为沮渠氏北凉隐瞒了臣属大夏的真相，虽为中原史臣所轻，却为本国君王所重，现已无法详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崔鸿《十六国春秋·北凉录》等有关沮渠氏北凉的史书，其资料来源主要是沮渠氏北凉自编的实录，而这些实录是经过沮渠氏北凉御用史臣加工过的。）。只可惜，历史终究太过无情，1500余年后，我们仍能通过出土文献披露的资料，利用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的规律，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