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沮渠氏北凉奉用北魏缘禾、太缘两年号始末
    缘禾、太缘两年号，经学术界不断探索和研究，也已确定是沮渠氏北凉奉用的北魏的年号。此两年号，处沮渠氏北凉自建义和、承和两年号间，时间相衔，也为一组。出土文献所见缘禾、太缘两年号：缘禾三见，起三年（434年）七月上旬，止四年三月廿九日；太缘两见，起二年（436年）四月中旬，止同年六月中旬。缘禾之前的义和，止于三年（433年）六月五日，即沮渠蒙逊卒后两月，这是因为高昌距政治中心很远，当时尚未获得改元消息。太缘之后的承和，据传世文献，起于五年（437年）四月八日。据此，至少也可以确定三点：第一，这4个年号相互衔接，没有重用迹象，传世文献所记义和与承和两年号相衔不能成立。第二，缘禾起三年七月上旬，是酒泉奉用该年号最早的记载，由于这里距河西政治中心很近，改元消息传到这里很早，沮渠氏北凉改奉缘禾年号，不可能太早。第三，太缘止二年六月中旬，是酒泉奉用该年号最晚的记载，由于这里距河西政治中心很近，改元消息传到这里很早，沮渠氏北凉停用太缘年号不可能太晚。然而，学术界的研究结果与此并不完全相同。
    缘禾、太缘均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年号。缘禾原作延和，沮渠氏北凉改为缘禾，起刘宋元嘉九年（432年）正月，止元嘉十一年（434年）十二月，一共3年；太缘原作太延，沮渠氏北凉改为太缘，起刘宋元嘉十二年（435年）正月，止元嘉十七年（440年）五月，一共6年。对于沮渠氏北凉何时奉用缘禾年号，学术界存在三说：一为沮渠蒙逊开始奉用说。史岩、李崇智、柳洪亮、彭琪、余太山等先生主此说（注：《酒泉文殊山的石窟寺院遗迹》：李崇智：《中国历代年号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页；柳洪亮：《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缘禾纪年及有关史实》，《敦煌学辑刑》1984年第1期；彭琪：《北凉缘禾年号蠡测》，《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余太山：《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缘禾”、“建平”年号》，《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下引以上作者观点不另注。）。一为沮渠牧犍开始奉用说。侯灿、吴震、町田隆吉、关尾史郎等先生主此说（注：侯灿：《北凉缘禾年号考》，《新疆社会科学》创刊号，1981年；町田隆吉：《五世纪吐鲁番盆地における灌溉をめくって--吐鲁番出土文书の初步的考察》，《佐藤博士退官记念中国水利史论丛》，国书刊行会，1984年，第138-139页；前引关尾史郎《“缘禾”と“延和”のぁぃだ--〈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五）》。）。一为蒙逊、牧犍父子分别奉用说。殷光明先生主此说。对于沮渠氏北凉何时停用太缘年号，却不知由于什么缘故，学术界没有讨论。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必要加以探讨。此外，由于在奉用北魏缘禾、太缘两年号期间，根据文献记载，沮渠氏北凉又有自建永和、承和两年号，所以，对于沮渠氏北凉同时奉用几套年号，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大致存在两说：一为奉用一套年号说。侯灿、吴震、关尾史郎等先生主此说（注：侯灿：《北凉缘禾年号考》，《新疆社会科学》创刊号，1981年；町田隆吉：《五世纪吐鲁番盆地における灌溉をめくって--吐鲁番出土文书の初步的考察》，《佐藤博士退官记念中国水利史论丛》，国书刊行会，1984年，第138-139页；前引关尾史郎《“缘禾”と“延和”のぁぃだ--〈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五）》。）。一为奉用两套年号说。唐长孺、柳洪亮、彭琪、余太山、殷光明等先生主此说（注：唐长孺：《新出吐鲁番文书发掘整理经过及文书简介》，原载《东方学报》第54号，1982年，现改名《新出吐鲁番文书简介》，《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11页。）。而根据出土文献和历史记载，对于沮渠氏北凉何时奉用缘禾年号，我同意沮渠牧犍开始奉用说；对于沮渠氏北凉何时停用太缘年号，我主张承和五年（437年）四月前说；对于沮渠氏北凉同时奉用几套年号，我同意奉用一套年号说。
    先谈沮渠氏北凉奉用缘禾年号。关于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对缘禾三年（434年）白双氐石塔铭开头所记“凉故大沮渠”和缘禾四年索阿俊石塔铭开头所记“凉皇大沮渠”的解释。学者都认为“凉故大沮渠”指沮渠蒙逊，这应该没有问题。但铭文以“凉故大沮渠”开头，并不表示其下所书缘禾年号就为沮渠蒙逊所奉用。因为缘禾年号如果为沮渠蒙逊所奉用，并且为其子沮渠牧犍所继承，那么沮渠牧犍就不可能于继位伊始自建永和年号。铭文以“凉皇大沮渠”开头，情况相同。“皇”是对先人的尊称，与“故”的意思实际完全一样。殷光明先生先认为“皇”指皇帝，也就是说沮渠氏父子曾称皇帝，后认为一作“凉故大沮渠”，一作“凉皇大沮渠”，是为了区别：“前者表明缘禾年号为已故（皇帝）大沮渠（蒙逊）改奉，还用缘禾年号，表明牧犍继承其父志仍奉北魏正朔”；“后者则表明该缘禾已是在位皇帝大沮渠（牧犍）所属年号，表示了奉北魏正朔的一贯性。”却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吴震先生认为：“蒙逊死于缘禾二年四月，此仍用缘禾三年，是撰此发愿文者并不知缘禾年号源于北魏，误以为蒙逊所建之故。”关尾史郎先生认为：因为“缘禾”从三年开始，明显不合常理，遂被人误认为是蒙逊所制定。在此情况下，才有“凉故大沮渠缘禾”之石塔铭。我同意这种看法。缘禾年号之奉用，必在沮渠牧犍继位改元永和之后。具体而言，应在牧犍受北魏册封之后。因史称牧犍“以无功而受赏”，可能很想有所表示，而“从正朔”就是最好的表示。但北魏册封牧犍为河西王，《通鉴》卷一二二系在刘宋元嘉十年（433年）四月，与牧犍继位改元同月，根本不可信。因为北魏得到蒙逊卒、牧犍继位的消息，然后遣使前去册封，往返最少也得几个月的时间。唐长孺先生系在同年九月（注：唐长孺：《高昌郡纪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期，1981年。），应该可信。则牧犍停用自建永和年号，奉用北魏缘禾年号，最早可在永和元年亦即延和二年（433年）的九至十月。但牧犍显然并非真心想奉用。为了保全自己的尊严和政权的独立性，遂改北魏的延和为缘禾。
    再谈沮渠氏北凉停用太缘年号。缘禾四年（435年）三月廿九日后，沮渠牧犍又改北魏的太延为太缘。沮渠氏北凉何时改奉北魏太缘年号并不重要，可以不予讨论；何时停用北魏太缘年号却是关系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规律的大问题，需要稍加解释。我主张沮渠氏北凉停用太缘年号在承和五年（437年）四月前，是因为根据佛教典籍，是年四月八日已经重奉承和年号（注：P2005号《沙州图经》“一所怪异”条引《十六国春秋》，虽然亦有“北凉永和三年（435年）正月”记事，但此处的“永和三年”属于追记而非实录。佛教典籍的纪年，则基本都是实录。）。沮渠氏北凉始终只奉一套年号（见下文），既然是年四月八日已经重奉承和年号，那么，在此之前必定已经停奉太缘年号。另外，关于建平年号的建置，也可据此类推。目前，关于建平年号的建置时间，学术界存在三说：一为承和五年正月说。关尾史郎先生主此说（注：关尾史郎：《“建平”の结末--〈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四）》，《新泻史学》第19号，1986年。）。一为同年四月后说。朱雷先生主此说。一为同年十一月说。吴震先生主此说。由于建平年号的建置，只可能在重奉承和年号的承和五年四月之后，所以我也只能赞同后两说。
    最后谈沮渠氏北凉同时奉用几套年号。关于这个问题，关键大致有二：一仍在于对前述缘禾三年（434年）白双氐石塔铭开头所记“凉故大沮渠”和缘禾四年索阿俊石塔铭开头所记“凉皇大沮渠”的解释；一在于对《通鉴》卷一二三刘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三月条记北魏使臣贺多罗称沮渠牧犍“外修臣礼，内实乖悖”（注：此八字，《魏书·胡沮渠蒙逊传》作“虽称蕃致贡，而内多乖悖”，意义不尽相同，《通鉴》可能另有所本。）和《魏书·胡沮渠蒙逊传》记北魏太武帝同年六月讨凉檄文称沮渠牧犍“外从正朔，内不舍僭”的解释。关于前一问题，前面已经从缘禾年号究竟为谁所奉用的角度作了解释。一般而言，认为缘禾年号为沮渠蒙逊所奉用者，多主沮渠氏北凉同时奉用两套年号说；认为缘禾年号为沮渠牧犍所奉用者，多主沮渠氏北凉同时奉用一套年号说。这是因为，如果缘禾年号为沮渠蒙逊所奉用，沮渠牧犍自然继承，则沮渠蒙逊已有义和年号，沮渠牧犍又自建永和年号，显然同时奉用魏、凉两套年号；而如果缘禾年号为沮渠牧犍所奉用，且在沮渠牧犍自建永和年号后，则可以解释为沮渠牧犍先停用自建永和年号，后改奉北魏缘禾年号，不管是奉用自建年号，还是奉用北魏年号，同时都只奉用一套年号。关于后一问题，凡主沮渠氏北凉同时奉用两套年号说者，大致都将“外修臣礼”、“外从正朔”解释为对外奉用缘禾、太缘等北魏年号，将“内实乖悖”、“内不舍僭”解释为对内奉用义和、永和或承和等自建年号。而凡主沮渠氏北凉同时奉用一套年号说者，理解都不相同。他们或以缘禾、太缘与北魏延和、太延音同字不同为根据（注：据关尾史郎披露：福原启郎氏曾怀疑沮渠氏北凉改“延”为“缘”，存在避沮渠蒙逊祖父祁复延名讳的可能性。又，居延汉简记成帝绥和年号，“和”与“禾”似可通用（见《吐鲁番文书にみえる四、五世纪の元号再论--侯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奉行年号证补〉を读む》下，《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报》第43号，1990年）。但如上节所说：沮渠蒙逊为了利用大夏，曾明里奉用大夏承光年号，暗里改为承阳自搞一套。沮渠牧犍改北魏延和、太延为缘禾、太缘，与此性质相同。因而，所谓避讳、通用之说，在此均解释不通。），将“外修臣礼”、“外从正朔”解释为对外称缘禾、太缘为北魏年号，将“内实乖悖”、“内不舍僭”解释为对内称缘禾、太缘为自建年号（注：如侯灿曾认为：“缘禾、延和同音可以相假。从向北魏称臣（即‘外从正朔’）来说，缘禾与延和都是一样，字音相同，年数与干支也相合。从‘内不舍僭’来看，则又是‘凉’‘大沮渠缘禾’。”吴震也认为：“写延和为缘禾，……可能由于牧犍既臣服于北魏，不得不奉北魏正朔，却又不完全服从，所以在字面上小作改变。无怪北魏使臣说他‘外修臣礼，内实乖悖’；而拓跋焘征北凉，历数牧犍十二罪时，亦首先指责他‘外从正朔，内不舍僭’。”）；或以当时实际上已经停用太缘和自建建平为根据，将“外修臣礼”、“外从正朔”解释为对外假称仍用北魏太缘年号，将“内实乖悖”、“内不舍僭”解释为对内实际已奉自建建平年号（注：如关尾史郎认为：自公元436年北燕被北魏灭亡之后，所谓“五胡十六国”实际仅沮渠氏北凉幸存。在此情况下，不仅沮渠氏北凉，诸如柔然、仇池、吐谷浑等少数族政权，也都感到了北魏的威胁。北魏太武帝讨凉檄文又称沮渠牧犍“北托叛虏，南引仇池，凭援谷军，提挈为奸”，说明当时沮渠氏北凉确实已与柔然、仇池、吐谷浑几大势力结成了反魏同盟。这是沮渠牧建于公元437年自建建平年号的背景。而北魏讨凉檄文称沮渠牧犍“外从正朔，内不舍僭”，此“僭”即指当时以自建建平年号取代了北魏太缘年号。由此也可看出，在沮渠牧犍臣属北魏的时代，北凉的境内是不允许奉用自建年号的。）。总之，同时只能奉用一套年号。对此，我表示赞同。显然，不管是根据情理，还是根据出土文献，同时奉用两套年号说都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所谓对外奉用北魏年号，对内奉用自建年号，这种想当然的人为区分首先就不合情理并且无法实行。而根据出土文献，可以清楚看到两点：第一点，现存属于沮渠氏北凉的5件缘禾、太缘纪年文物，3件为石塔铭，2件为写经题记，均为民间文物，很明显，当时对内也奉用北魏年号；第二点，在沮渠氏北凉奉用北魏缘禾、太缘纪年期间，很明显，只能见到北魏缘禾、太缘纪年文物，并未见到同时奉用自建年号的任何迹象。而根据此两点，也可以断定，沮渠氏北凉只可能同时奉用一套年号。至于传世文献的有关记载，我以为应该这样解释：沮渠牧犍于公元436年前，改延和为缘禾，太延为太缘；公元437年，停用太缘年号，重奉承和年号，自建建平年号。这一切，均因北魏使臣李顺颇受凉贿，有意隐瞒，不为太武帝拓跋焘所知，但风闻却难以避免。《魏书》卷三六《李顺传》即谓崔浩“知之”，并曾“密言于世祖”。故“外修臣礼，内实乖悖”的谴责，时间应该稍早，指牧犍先改延和为缘禾，后改太延为太缘；“外从正朔，内不舍僭”的谴责，时间临近灭亡，指牧犍暗废太缘年号* 重奉承和年号，不久又自建建平年号。
    此外，关于沮渠氏北凉是否同时只可能奉用一套年号，以及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的其它问题，还可以通过对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规律进行新的探讨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