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政治制度
    冯辉《唐代政治开放述论》（《求是学刊》第4 期）从国家机构、决策集团、法律、社会监督、选官等方面入手，分析制约皇权的机制。结论是，在封建君主专制历史条件下，唐代政治走出皇帝孤家寡人的封闭，形成君臣一体、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
    三省制的确立，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的大事。吴宗国《三省的发展和三省制的确立》（《唐研究》第3卷）指出， 三省在南北朝有了很大发展，中书、门下仍是皇帝的秘书、咨询和侍从机关，未形成独立的决策、发令系统。隋代官制吸收南北各朝成果加以总结，并非多依北齐之制。至此，各有分工又互相依存的最高政权机关的三省制基本确立。韩国磐《唐初三省长官皆宰相--〈论唐代宰相中书门下二省制〉读后》（《厦大学报》第4 期）指出原文所论尚书省长官从唐初起就不是宰相的说法不确。武德元年至太宗去世30年间，任命的尚书仆射皆无加衔即为宰相。高宗即位至武则天去世，仆射须加同三品等衔方为宰相，然没有不加衔者。这种作法是将三省长官以外官员加衔为宰相之法应用到仆射身上，使仆射仍为宰相之职，及至神龙、景云时，仆射有不加衔者即不能履行相职，终至于空头仆射即非宰相。刘后滨《论唐高宗武则天至玄宗时期政治体制的变化》（《唐研究》第3 卷）讨论了从唐初三省制到开元中期以后中书门下兼掌决策行政体制的演进过程。尚书仆射作为行政首脑的地位丧失后所呈现的特征是尚书六部分掌庶政的权力亦渐归中书门下及其指挥的使职系统。
    谢元鲁《隋唐的太子亲王与皇位继承制度》和胡戟《唐代储君》（《唐代的历史与社会-中国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唐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以下简称《学会论集》）围绕皇位继承而引发的宫廷政变和统治集团内部诛杀中太子诸王经历的权力与地位的升降，揭示帝制时代政治制度中极具特色的皇位继承制度。
    李方《唐西州上佐编年考证--唐西州官吏考证（二）》（《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依据出土文献编年考证了27位西州上佐。 石云涛《唐代幕府辟署制之认识》（《许昌师专学报》第1 期）则分析了作为使职差遣制度附属产物的幕府辟署制及其克服铨选制弊端的优势与特点。作者还有《唐后期有关方镇使府僚佐辟署对象的限令》（《唐研究》第 3卷）。同类文章还有唐春生《开元天宝年间文人入仕方镇论》（《重庆师院学报》第3期）等。对使职的研究， 有宁志新《隋朝使职考》（《学会论集》）、《唐代的闲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期）、贾艳红《试谈唐中后期的内诸司使》（《齐鲁学刊》第4期）等。
    荐举制作为古老的选举制度，在唐代有了新的发展。卢开万《唐代的荐举制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以下简称《资料》，第15辑）认为，源于西汉荐举制度的唐代荐举制，从每年春秋两次变为一年一度的冬荐；举荐人资格及被荐者条件的限制从无到有；唐中叶后荐举制对选取地方刺史、县令及其僚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隋唐之际新兴的选官制度科举制，历来是关注的焦点。侯力《关于唐初科举制度的几个问题》（《求索》第6期）认为， 唐初科举实际是隋型科举，在政治权力分配体系中，起着非主流的辅助作用，对政治生活影响相对有限，不足以改变士庶地主在政治权力分配上的不平等。科举制的推行，确实为最终撼动门阀政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点。此外，作者还发表了《论永徽至天宝年间的科举改革》（《湘潭大学学报》第 6期）、《论中唐科举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湘潭师院学报》第5 期）。陈峰发表了《唐宋科举制度杂谈》（《华夏文化》第3期）。 李锦绣《试论唐代的弘文、崇文馆生》（《文献》第2期）分析得知， 唐后期二馆生简补标准向权贵阶层发展的同时，考试标准日益科举化。
    对官吏政绩的考察，有袁刚《隋代考课制度述略》（《烟台大学学报》第3期）、杨荫楼《唐代的官吏腐败及其成因》（《齐鲁学刊》第3期）以及杨希义、翟麦玲《试论隋唐时期的考课与监察制度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与流弊》《西北大学学报》第 3期）。李文才《试论会昌时期的吏治建设》（《中国史研究》第 1期）认为“武宗之治，几复开元、 元和之盛”的评论虽稍嫌溢美，但会昌朝政确有可取之处，尤其是在吏治的整顿和建设方面则断然无疑。
    3.军事
    黄永年《说隋末的骁果--兼论我国中古兵制的变革》（《燕京学报》新3期）就骁果的出现及编制、招募原因、兵力及分布， 以及骁果将领进行分析，认为，作为府兵之外的兵力，骁果始招募于大业九年，置于左右备身府名下，以解兵力不足。这支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新军，成为国家实际依靠的主力。史籍中名将封常清的事迹主要见于两《唐书》本传，至于他在身兼安西四镇、北庭节帅后的作为则付之阙如。朱雷借助吐鲁番天宝十三、十四载马料支出帐探寻他在北庭、四镇间频繁往返于驿路的行踪，获得颇有价值的讯息（《吐鲁番出土天宝年间马料文卷中所见封常清之北庭行》，《资料》第15辑）。刘安志《对吐鲁番所出唐天宝间西北逃兵文书的探讨》（同上）再对文书年代予以确认，并对“河东郡行营”的解释也不同以往：是河东郡军队驻防于碛西并隶属于碛西节度使下的军事单位，出现的时间应远在天宝十四载平叛之前。孙继民《敦煌文书S964的定名及所涉兵员身份》（《敦煌研究》第1 期）利用这件天宝九、十载某部军人衣装簿为唐代健儿衣装制度的第一手资料，就文书所包含的对衣装种类范围、衣装质料、颜色、新旧与折抵以及衣装登记要素等认定该文书为目前唐代军人衣装帐簿中登记要素最多最全的文书，反映了健儿衣装管理制度之严格。在《〈唐大历三年曹忠敏牒为请免差充子弟事〉书后》（《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2卷）中，又围绕属于兵役范畴的子弟制度作了论述，包括子弟承役者的政治身分、经济条件、征发方式以及安史乱后子弟征发原则变化等。张国刚《关于唐代团结兵史料的辨析》（《学会论集》）也论及子弟与团结兵的关系。李锦绣《城傍与大唐帝国》（同上）认为，城傍是唐对内徙蕃族采取的兵牧合一制度。文章对城傍制度的内容及对唐后期历史、军事的重大影响作了深入的探讨。苏北海《唐朝在吐鲁番盆地的国防设施》（《西北史地》第3期）结合地志、图经和吐鲁番文书， 考证各主要军事据点的名称和位置。程存洁《唐王朝北边边城的修筑与边防政策》（《唐研究》第 3卷）考察了北部边城设施及分布特点。于式平《唐宣武镇始末》（《史学月刊》第 1期）有鉴于学界之于宣武镇自乱趋治、由弱变强的发展过程缺乏系统之作，遂从汴州置镇的意义、宣武军节度使之更替、朱温以宣武军节度使代唐称帝等方面对该镇百年历史进行梳理和剖析。刘玉峰则就安西北庭行营军在平定安史之乱、驻防京西、北诸地防御吐蕃、泾师之变的历史功过进行综合述论（《论安西北庭行营军》，《陕西师大学报》第 1期）。冻国栋《罗隐〈吴公约神道碑〉所见唐末之“杭州八都”》（《资料》第15辑）参据碑誌、传统史籍得出结论：杭州八都乃唐末由杭州当地“豪杰”或地方将吏募集各县土民并仿当时军事编制--以“都”为号所组成的地方军事武装，本属“乡兵”组织，以对抗黄巢义军，同时也成为当地官吏、军将得以利用甚至藉以割据自立的重要武装。被纳入官方控制的军队系统，四出征战，进而成为钱氏割据两浙所倚重的军事支柱。王振芳《论太原在五代的战略地位》（《山西大学学报》第3期）针对李存勗、石敬塘、刘知远等均从太原起兵南下而取帝位的一致行为论证中原王朝兴替相继局面形成的直接原因多与太原特殊战略地位的影响相关联。此外，还有樊晓红《简论唐朝后期兵变》（《黑龙江社会科学》第1期）、 周晓薇《唐折冲府考校补拾遗再续》（《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期）、 冯培红《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外职军将研究》（《敦煌学辑刊》第 1期）等。
    4.法制
    姜伯勤《唐代城市史与唐礼唐令》（《唐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汇编》，以下简称《汇编》）从礼乐文明与律令体制两方面观察城市史，视角独特，问题新颖。包括邺城类型与城市祭礼、子城制度与州军级城市、唐代宾礼与城市中的流寓蕃客、礼令对城市工商的禁制，唐《职员令》中所见的市制、市法、敕令中所见的“行”、“市人”及其被影占等，进而论述作为礼乐文明象征的唐代城市与“市法”对初级市场发育的制约。余欣《敦煌出土契约中的违约条款初探》（《史学月刊》第 4期）从经济法学角度出发对敦煌出土契约中违约条款的缺失现象挖掘敦煌地区乃至整个中原民间风俗和法律文化的深刻内涵。张艳云《唐中后期罚俸制度初探》（《中国史研究》第2期）对官员违法、 失职行为所作的经济制裁的罚俸制度，就其应用范围、自身特点及在中后期普遍实施的原因和作用的探讨，具体表现了唐代法制日趋完善的发展过程。
    对《唐律》的研究，还有王兴国《〈唐律〉中有关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内容探析》（《兰州学刊》第5期）、陈宁英《唐仪律令中的奴婢略论》（《广西民院学报》第4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