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民族、中外关系史
    邓文宽《关于唐代前期胡汉混合型社会的思考》（《汇编》）认为，唐代社会是胡汉混合型的，在胡汉文化融合中，胡人以接受汉人形上（道统）为主，汉人以学习胡人形下（器用）为主，形成新文明，将陈寅恪先生的有关论述阐述得更加深入。关于唐代文化与风俗的“胡化”，长期以来史学家们做了许多具体例证的搜寻工作，却未分析这些“胡化”迹象在总体文化中所占比例大小和层次深浅，从而给人造成唐代社会在开元前后普遍“胡化”的笼统印象。葛晓音《论唐前期文明华化的主导倾向--从各族文化的交流对初盛唐诗的影响谈起》（《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通过初盛唐诗歌对唐前期风俗“胡化”的反映， 指出唐前期文明的主导倾向仍是华化。
    关于唐代羁縻府州的研究，马驰、马文军《唐代羁縻府州与中央关系初探》（《陕西师大学报》第1期）从三方面作了概括：都督、 刺史可世袭，但须得中央册封认可；在土地、军队、赋税等方面有高度自治性权力、同时又受边州都督、都护押领，接受汉官参治，奉唐正朔，混一车书，尊重并接受中央领导；向中央履行充质、入觐、纳贡、捍边、征讨等封建义务。姚兆余《论唐宋元王朝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甘肃社会科学》第5 期）勾勒出唐宋元朝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羁縻政策的基本轮廓及方式、手段上的差异及其原因。还有艾尚连《唐太宗灵州之行与漠北羁縻府州的建立》（《民族研究》第6期）等。
    关于粟特人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如薛宗正《唐代粟特人的东迁及其社会生活》（《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 陆庆夫《略论粟特人与龙家的关系》（《敦煌学辑刊》第1期）、 李鸿宾《唐代墓志中的昭武九姓粟特人》（《文献》第1期）。
    以往普遍认为，隋唐与高句丽的冲突始于隋平陈统一全国后，迫使高句丽图谋自保，或是中原王朝兼并扩张和穷兵黩武，而忽略了高句丽在东北地区政治活动中的主动与进取方面。王小甫《隋初与高句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以高宝宁据营州为中心》（《国学研究》第4 卷）透过高宝宁据营州事件及其前后中原王朝与东北诸族关系变化的分析，揭示了问题的实质，有助于对历史真相的认识。
    齐红深《唐代渤海国教育文化刍论》（《社会科学辑刊》第1 期）认为，渤海学校教育内容大体以中原地区为模式，渤海人全面“宪象”、“习识”唐制，且与唐“车书本一家”，势必使其文化教育同中原文明趋同，进而联成一体，同时儒家经典在渤海亦广为流传，渤海国教育文化给后来辽、金以深厚而巨大的影响。
    此外，韩昇《隋唐净土宗在日本的传播》（《学会论集》）、田廷柱《新罗僧人入唐求法与佛教东渐》（同上）、马建春《唐朝与大食的海上交通》（《宁夏大学学报》第3期）、 孙光圻《公元8-9世纪新罗与唐的海上交通》（《海交史研究》第1 期）也分别从宗教、交通等方面作了深入的分析。
    从1997年隋唐五代史的研究状况来看，重视新研究方法的运用，在史料发掘上下大气力，增强精品意识，提高学术品位，已成为该领域众多同行的共识。遂使以往课题陈旧、重复劳动和缺乏新意的平庸之作逐渐减少。开拓新领域、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见解的论著明显增多。如一些学者将“综合国力”的研究方法引入隋唐史研究，试图对大唐帝国的内涵作出新的评估，如葛承雍《唐代综合国力散论》（《汇编》）、杜文玉《唐宋经济实力比较研究》（同上）等；伴随日趋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人们前所未有地意识到他们对地球生物圈所承担的责任。可喜的是，历史学者也开始用生态学的眼光关注历史上人类活动与环境关系及影响。如蓝勇《唐代文明的盛衰与百年尺度的气候变化》（《汇编》）所提出的八世纪中叶是唐代由温暖期向寒冷期的过渡，安史之乱的发生，源于寒冷气候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冲击农业民族的潜在动力。翁俊雄《唐代虎、象的行踪--兼论唐代虎、象记载增多的原因》（《唐研究》第3 卷）对于虎、象生态环境以及人类与动物生存空间的开拓的有益探讨，对增强保护珍稀野生动物的意识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