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史研究
    1.社会结构及等级身份
    注重社会结构的分析是历史研究的传统，对各种等级身份的研究，关涉着人们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张泽咸《六朝唐宋间农业劳动者的身份地位问题》（《何兹全先生八十五华诞纪念文集》，以下简称《纪念文集》）提出，六朝唐宋时的农民大致可划分为自耕农、佃农（依附农）、雇农、农业奴隶等。文中不涉及用于生产的兵士乃至刑徒，而以佃农作为重点讨论对象。杨际平《敦煌吐鲁番出土雇工契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通过对25件吐鲁番雇工契、34 件敦煌雇工契的分析、研究，提出在当地农业、畜牧业、工商业三个部门中，农业雇工最多，畜牧业次之，工商业最少。从雇主的生产目的，或从雇佣劳动者与土地、与雇主的关系看，都明显带有前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全部特点。李鸿宾《唐代四种官类工匠考实》（《文史》42辑）考察的对象是为官府服务或主要服役于官府的四类工匠：短蕃匠、长上匠、明资匠、和雇匠。李志生《唐代工商业者婚姻状况初探》（《人文杂志》第3 期）认为，当色为婚是唐代手工业者婚姻的突出特点，一方面体现了国家对官府工匠同类相婚的法律形式，另一方面则是私营手工业者为使绝技不为外人所得而拒绝与外界通婚的自我保护。高启安《唐宋时期敦煌人名探析》（《敦煌研究》第4期）认为，社会各阶层、各民族、 各种职业的人名，为研究该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宗法制度、民俗乃至人们的精神世界提供宝贵的材料。透过人名，反映了多民族杂居和少数民族逐渐汉化的特点，反映了宗教信仰的普遍和虔诚，反映了儒家文化的根深蒂固以及时代风格的流被等。李靖莉《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州部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 期）对内地趋于绝迹而在偏远的西州却颇常见的贱口部曲的主要来源进行了分析，认为是从作人或由奴婢放良而转变来的。
    2.家族
    对家族的传承演进及其内部形态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杨际平、郭锋、张和平《五一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借助敦煌文书中 120余户的资料，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探讨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家庭关系与社会生活以及与敦煌家庭政治功能与聚族活动密切相关的敦煌边民文化心理特点。冻国栋《六朝至唐吴郡大姓的演变》（《资料》第15辑）围绕汉末至孙吴时期吴郡四姓形成与发展、两晋南朝吴郡大姓之升降、隋唐时代吴郡大姓之替变等层面的考察，有助于了解吴郡大姓在六朝至隋唐时期演变的脉落。作者还通过姚崇《遗令》和相关材料讨论唐代财产预分诸问题。认为，累世同居共财或兄弟义居仅是中古封建礼教要求的传统美德之一，现实中的家庭主要形态则不是大家族，财产分割的频繁进行，标志着大家族走向分解的事实（《读姚崇〈遗令〉论唐代的“财产预分”与家族形态》（《学会论集》）。魏道明《略论唐宋明清的析产制度》（《青海社会科学》第3 期）中严格区分了析产与继承两种不同制度，诠释了析产的概念、原则及方法。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唐研究》第3 卷）就侨居唐朝的粟特胡人家族之一的凉州安氏家族在隋唐交替之际的兴起、安氏家族世系及其活动轨迹的考察，反映了民族关系中各民族交融互进的深刻主题。孙晓林《敦煌遗书所见唐宋间令狐氏在敦煌的分布》（《学会论集》）有鉴于西州著姓令狐氏自汉至唐宦州仕郡、封官晋爵、家族繁衍而至房系分化、转徒迁居，遂依据敦煌文书，以乡别为序，胪列其在敦煌分布的状况，证明八至十世纪间令孤氏随人丁兴旺、居地分布由点及面、几乎遍布敦煌地区的事实。刘安志《唐朝吐蕃占领沙州时期的敦煌大族》（《中国史研究》第3期）亦聚焦于敦煌大族， 考察他们在吐蕃占领沙州前后的表现（出家、入仕）及发展自身势力的一系列活动及其影响。
    3.社区
    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寺院两方面。
    在对城市的研究中离不开考古新发现。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1995-1996年发掘报告》（安家瑶、李春林执笔，《考古学报》第3期）对含元殿柱网布置、大台形制、 遗址殿前广场等有了新的认识，并明确证实含元殿前东、西均有龙尾道。可以看出，此次发掘是对以往发掘研究的补充和完善，特别是一些重要问题的重新认识，对准确把握历史原貌具有重要意义。雍际春《隋唐都城建设与六朝都城之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 期）通过考察六朝时期曹魏邺城、前后凉姑臧、南朝建康、北魏平城和洛阳五个都城在规划建设上的各自风格和共性特征，初步揭示六朝都城对隋唐都城建设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探讨隋唐长安城在规划建设上继承扬弃传统和发展创新的贡献。王维坤《试论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布局--隋唐长安城研究之二》（《西北大学学报》第3 期）根据考古新发现的遗迹现象，结合文献记载，对都城建制与天体设计思想、城内六岗与周易六爻、城东南隅与曲江池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新的探讨。史念海《唐长安城外龙首原上及其邻近的小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 期）是根据大量墓志考证唐长安周围地理的力作。杜文玉《唐代长安的宦官住宅与坟墓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期）提出， 宦官居住区围绕皇宫分布的特点，是宦官势力依附于皇权的直接反映；同一家族者多聚居于同一坊内或邻近之坊，则说明宦官阶层同样保持有同族聚居的传统。
    关于寺院的研究，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汉唐一千余年佛寺文化的方方面面，以及华梵文明的遇合与化新，深刻地阐明了华夏文化的形上形下诸元（礼法、道德、学术、艺术、文学、风俗、建筑等），以传统为母体，吸纳融摄异邦文明质素，化生新肌，开新生面，展示出中华文明善择众长又独立不倚的特性，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在《晋唐佛寺营造的檀主层群及施愿》（《纪念文集》）一文中，又考察了汉唐官廷及社会各阶层（皇族、贵宦、官众、庶民、地主、农民、商人、处士）各时期营寺状况，揭示其间国家政权兴佛方式之演变、各阶层信仰风习之演进，以及佛教于社会基层的普及过程。唐耕耦《敦煌净土寺六件诸色入破历算会稿缀合》（《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 卷）对六件诸色入破历算会稿的缀合复原，为人们研究净土寺的经济状况和四柱结算法提供了丰富信息。郝春文《关于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俗的施舍问题》（《唐研究》第3 卷）对佛教教团和僧尼的重要经济来源--官私僧俗的施舍的考察是通过对敦煌文献中大量《施捨疏》、《请僧疏》及相关文书展开的。透过对施主、施物及缘由、目的及地点等方面的分析，揭示深刻的社会问题。
    4.社会生活
    唐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也使生活史的研究生机勃发，情趣盎然。李文澜《先秦汉唐“人日”节俗的演变及其意义》（《学会论集》）从先秦“人日”对奴隶的排斥、汉魏六朝所弥漫的道教色彩至盛唐贵人、重生、出新内涵的丰富和发展，以及安史之乱后渐复归于迷信、占卜等变化，从一个侧面启迪人们认识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简涛《略论唐宋时期迎春礼俗的演变》（《唐研究》第3卷）认为， 东汉时迎春礼俗由立春迎气和出土牛两个礼仪组成。唐宋时期，其结构及相关功能发生重大改变。迎气礼仪逐渐衰亡，改变了立春礼仪中宫廷迎气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而出土牛鞭春礼仪日盛，标志着立春节日文化新时期的到来，并对明清迎春礼和鞭春礼的最终定型起着决定性作用。徐连达《隋唐的酒事、酒宴与酒令》（《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3期）以密切感情、 增加饮食情趣而成为时尚的饮酒活动以及伴随其间的娱乐、游戏为研究对象，揭示隋唐官民雅俗共享的饮酒时尚的内涵及作用。姜含春《唐代“风俗贵茶”之成因》（《安徽教育学院学报》第 4期）从国家统一、经济昌盛，统治阶级上行下效重视饮茶的效应，文人士大夫饮茶活动及茶诗文创作推动，以及禅宗佛教的促进几方面，揭示饮茶风习的社会条件和时代背景。雷巧玲《试论唐代的住宅文化》（《人文杂志》第4 期）意在挖掘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物质基础的住宅的深邃文化内涵。文章从唐人住宅所反映的等级、宗法、宗教、阴阳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探讨。李浩《唐代园林别业杂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 2期）考证包括岑参终南别业、永宁里窦巩宅园、于宾客庄、薛王山池与薛王别墅、吴村别业以及白雨亭、修竹里武陵草堂的辨误等，考论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唐诗证史的功能。拜根兴《试论唐代帝王的巡幸》（《南都学坛》第1 期）归纳总结了帝王巡幸的内容有访问高年、巡视地方、奖黜吏官、来往两京避暑就食、巡游名胜、祭奠先贤等。指出，随着王朝的兴衰，巡幸的频率、威仪、规模上前后期都有明显的差异。此外，还有陈昌珠《外来文化对魏晋隋唐服饰民俗的影响》（《民俗研究》第3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