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宗教、文化史研究
    1.宗教
    郭绍林《唐太宗与佛教》（《史学月刊》第2 期）认为学术界存在的截然相反的说法皆欠公允，所失在于忽视了太宗一生同佛教的动态关系，而将其一两次言论固定为静态座标，断定为终生认识；忽略了社会一般认识水平对他个人的制约；忽视了太宗思想信仰与政治主张的差别；忽视了行政措施与随顺俗情的关系。作者另篇《玄奘与佛道名位》（《洛阳师专学报》第3 期）从三方面论述了玄奘为改变佛教地位的不懈努力，即尊重朝廷、美化皇室、争取国家对佛教的理解、亲近和支持；诱皇室入彀中，迫使其发表弘扬佛教言论，部署发展佛教的行动，以及直接提出调整佛道名位的要求等。章权才《惠能的宗教革新与唐宋之际中国传统思想的重构》（《广东社会科学》第5期）认为， 以人本主义、入世主义、顿悟主义为特征的惠能宗教革新，突出表现在强化世俗性的一面，对传统思想的冲击超过了中唐疑古、惑经为特点的新经学运动，不仅导致禅宗在佛教界主流地位的确立，而且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统治思想的奠定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佛教》（《敦煌研究》第 2期）选择的视角是迄今尚无专文研究的唐五代敦煌佛教中的粟特人情况。指出，粟特人承继了袄、佛并重的宗教信仰特征，他们信仰佛教的表现形式与汉族无异。在敦煌唐五代佛教团中，粟特人势力一直很大，僧尼中所占比例较高，且出任各级僧官，但他们对佛的信仰与经商一样，普遍存有投机心理。
    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论略》（《汇编》）一文提出唐朝对摩尼教、景教、火袄教会昌前宽容优礼，而后取缔严禁，原因在于以胡人为主体的安史之乱以及协助平乱的回纥人的恶劣表现，使朝野产生仇外心理，而并非以往有些学者所说的受佛教牵连。张广达《唐代袄教图像再考》（《唐研究》第3 卷）将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文书中一件涉及袄教神祇的淡彩线描图做了图像学的考察，诠解其中的象征符号，并据各种表征提出P4518写卷之附件24线描图的左、 右侧神祇可能是妲厄娜、妲厄媧的推断。
    此外，又有周瀚光《试论隋唐五代时期佛道二教的自然观》（《学术月刊》第12期）、李文才《会昌毁佛原因之再认识》（《淮阴师专学报》第2期）、 杨青《从张议潮起义看他与佛教的不解之缘》（《西北民院学报》第1期）、 李映辉《唐代高僧籍贯的地理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期）等。
    2.文化
    胡戟《汉魏隋唐历史底蕴初探》（《汇编》）认为，魏晋隋唐汉化、胡化互动的主流，不啻向以儒学为本体的传统文化复归与再造。礼仪文化在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与促进国家和民族文化认同、实现民族融合起过正面的促进作用。张羽琼《略论贞观文化》（《贵州社会科学》第 5期）重点论述贞观君臣贯彻“守成以文”的治国方略的具体文化措施，其中包括崇儒尊孔、发展学校教育、提高儒士地位、完成经学统一、大兴礼乐等。 赵文润《论唐高宗在文化史上的贡献》（《人文杂志》第2期）论述高宗兴办学校、提倡科学、尊儒信佛崇道和在史学史、法制史中的地位，以及在诗歌、书法、乐舞、医药、建筑等方面的贡献，从文化史学角度作出评价：高宗的确堪称一代伟人。史睿《北周后期至唐初礼制的变迁与学术文化的统一》（《唐研究》第3期）认为， 从周隋之际胡化痕迹未脱的礼制中融会了南朝文化的内容，至炀帝开启文化统一之端绪，融南北朝礼制为一体，终至唐代建立统一国家新文化。此间南北文化、胡汉文化逐渐融会，全国政治--文化统一局面赖以重建和巩固。
    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对白居易生平、思想和诗歌创作中有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如作者认为，佛教信仰对白居易既是现实的逋逃所，也是人生的新境界，既是自我屏翳的迷雾，也是自我认识的金篦，他所代表的又不仅是士人的信仰状况，而是标志着佛教思想在整体上溶入中国社会和意识形态传统的程度。作者对白居易母亲之死问题的辨析、该书上编对《白氏文集》等一系列考证，均有发明、富有新意。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订正了《全唐诗》所收诗的讹误，考证《二十四诗品》作者不是司空图；杜甫离成都与严武去世没有关系；唐代诗人的地域分布及唐代前后期的变化的古籍考订；对温庭筠生年的重考，漫游南方和从军出塞的时间路线；开成、会昌间他与当时政治斗争的关系的论述，都是发前人所未发的新观点。
    唐代盛唐诗以融合“建安体”和“江左风”为基本特征，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多年来，着力研究前者的多，而对接受江左文学传统的一面则缺乏关注。葛晓音《江左文学传统在初盛唐的沿革》（《燕京学报》新 3期）从辨析初盛唐文人对汉魏六朝文统的看法入手，联系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文化趋向，对初盛唐诗在体制、题材、语言、声律等方面沿革江左文学传统的必然性作了详细论述。
    瞿林东《重读〈通典〉史论》（《学会论集》）对史论中丰富的形式，诸如序、论、说、议、评之区别及含义作了界定，兼论及方法论和对历史人物评价的特点和卓见。谢保成《再论〈贞观政要〉的成书问题》（《史学史研究》第4期）认为，该书成书后， 由作者呈兢于玄宗开元年间奏进，此后流传之各种版本皆源于此本。日本学者原田种成提出曾由吴兢于中宗、玄宗朝两度奏进，其书流传也由此分为两个系统的说法难以成立。作者又有《北宋前中期的唐史研究与〈新唐书〉重修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第4期）等发表。
    郑学檬《唐代江南文士群体初探（上）》（《学会论集》）论述聚集江淮，尤以扬、润、苏、杭、越为宦游热点，从而形成的志趣相同，超凡脱俗的文士群体。邓星盈、黄开国《三国至隋唐的巴蜀学术》（《四川大学学报》第 2期）考察了汉代兴盛后至三国两晋南北朝因不断战乱而相对滞后、至隋唐又因社会经济进步而获发展的巴蜀学术的兴衰历程。此外，卞孝萱《揭开〈瘗鹤铭〉之谜》（《学会论集》）、杨剑虹《浅议大唐乐舞》（同上）、王克芬《荟萃交流异彩纷呈》（《汇编》）等还从书法、乐舞等方面对唐文化进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