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史研究
    1.土地、赋税制度
    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土地制度，一直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对均田制研究，曾是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在近几年稍显沉寂之后，杨际平《也谈唐代西州的土地管理方式--再论唐代西州的两种授田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对诸如部田概念、 隔越授田、两种授田制度比较等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提出讨论。霍俊江《从敦煌文书看唐代均田制授田的三种特殊情况》（《学会论集》）所提出的老男授田数超出均田令文、中女当户授田和官吏以国家官吏与男丁双重身份双份授田三种特殊情况授田，反映了统一法令下各地执行中的差异。刘进宝《归义军土地制度初探》（《敦煌研究》第2期）认为， 由唐前期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态--国家土地所有制演变为宋以后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过程中，晚唐五代是重要阶段，研究归义军的土地制度有利于对该时期土地所有制发展脉络的把握。
    讨论唐末宋初归义军政权的赋税制度，必然涉及“地子”、“地税”等问题。雷绍锋《唐末宋初归义军时期之“地子”、“地税”浅论》（《资料》第15辑）认为，归义军时期的“地子”是田地税之一种，与“官布”、“官柴草”等并列，依一定税率计亩征收粮、油，即麦、粟、麻等。“地税”为户税之变称，起征率为两硕五斗，品种为粮食。地子、地税根基于相同的载体（土地），却是征收形式、数量、品种均不一致的两种税目。刘进宝《晚唐五代“地子”考释》（《学会论集》）也分别讨论了地子与地税的关系和征纳税率问题。
    2.人口
    陈勇、刘秀兰《唐后期长江下游户口考》（《中国史研究》第 4期）认为，唐后期长江下游地区的实际户数远高于政府所掌握的在籍户。元和时官方统计户数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本区实际人口的真正减少。这一结论是通过对元和时期两浙、宣歙三道户口升降、对淮南道户口的增长、元和后长江下游人口的发展，以及浮寄户、逃户等隐漏户口的考察得出的。崔明德《唐代西北少数民族人口初探》（《历史研究》第5 期）内容涉及西北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结构、特点、人口移动主要走向及特点、降户反叛原因及唐与少数民族争夺人口的斗争等等，并推断安史乱前西北少数民族人口应在150万户、700万人左右。还有方良《汉、隋间苏南人口状况初探》（《吴中学刊》第3期）、 葛文清《唐宋汀江流域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关系述论》（《龙岩师专学报》第1期）等。
    3.工商业
    有关工商业的研究日趋深入，取得了很大进展。魏明孔《隋代军事手工业初探》（《学会论集》）提出，隋代军事手工业作为经济发展最为迅猛的生产部门，与宫殿建筑、幸游制造业组成当时官府手工业的主体。军事手工业的发展与隋代的强盛与短命有密切关系。作者另一篇对手工业的研究是《隋唐手工业与居民饮食结构的改善》（《首都师大学报》第6期）。
    盐业生产是手工业主要生产部门之一。由郭正忠主编的《中国盐业史》（古代编）关于隋唐五代盐业一章包括隋唐五代的盐业生产、隋及唐前期的弛禁政策与税制变迁、专卖制的建立与唐代后期的盐法改革、就场专卖制下的食盐运销和流通、唐代后期的盐业管理和五代十国时期的盐法与食盐流通方式，对盐业生产及相关制度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郑学檬《关于张平叔及其盐法改革之透视》（《汇编》）揭示张平叔盐法改革所反映的唐朝政治、经济危机深刻化的趋势。荣新江就五代洛阳印刷业作了考察（《五代洛阳民间印刷业一瞥》， 《文物天地》第5期）。
    王双怀《论盛唐时期的商业》（《人文杂志》第5期）认为， 盛唐时期政府注意保护消费者利益，商人注重信誉的经营观念与中晚唐时期追求高利润买空卖空、弄虚作假形成对比。巫宝三《唐代重商思想的兴起》（《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对重商思想为何逐步兴起、 思想上的特征，以及对社会经济的作用的论述是通过对唐代理财家、思想家（包括崔融、刘秩、刘晏、韩愈、白居易、令狐楚）关于税关市、统一铸币、盐法、和籴及榷茶等问题的主张及政策的剖析展开的。
    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进行市场物价和商贸活动的考察，有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物价》（《敦煌研究》第3期）、 衡之《唐代西州的市场经济》（《西域研究》第3期）、 《唐代吐鲁番地区的物价管理》（《西域研究》第4期）、齐陈骏、 冯培红《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对外商业贸易》（《敦煌学辑刊》第1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