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建构政权存在的合理性，是历代执政者孜孜以求的。即便是“取天下多暴”的秦朝，①亦有此等作为。秦人经过长久的努力，终于并吞六国，实现天下一统。针对亘古未有的政治局面，秦始皇在发布第一道诏书(以下简称“初并天下诏”)时就对其合理性进行了宣示，字里行间透射出秦王朝独特的政治思维。在展开讨论之前，先录诏文于下：
    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成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②
    一、初并天下诏所谓“暴乱”
    初并天下诏说“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所谓“暴乱”、有“辜”，是秦始皇对东方六国的历史评判。从中不难体会到，秦始皇很希望从政治道义的角度来论证其并吞六国的正当性，他认为宣示了六国的“暴乱”行径，秦统一的合理性将会得到增强。关于这一点，李斯对初并天下诏的回应，可以作为一个旁证。李斯说：“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③实际上重申了秦始皇 “兴兵诛暴乱”的说法。君臣发言若一，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李斯并不认为始皇所谓“兴兵诛暴乱”完全是应景之语，他很清楚，秦始皇对建构统一政权的存在合理性，还是有所措意的。
    客观来讲，通过宣示敌国的“暴乱”来树立己方的正当性，并非初并天下诏的创意。据《尚书》记载，三代更替皆用此法。夏启伐有扈氏，宣言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所谓“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尚比较抽象。到商汤革命之时，对桀的指责就没有止步于“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以及“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的玄言层面，还着力描述了桀与民众“弗协”的态势，通过援引民众对桀的控诉：“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以及民众对桀的诅咒：“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商汤伐桀的正当性在顺天命、合人情两方面得以成立。及至商周革命，类似的论述越发精致化、具体化。如果说所谓“商王受(纣)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尚显笼统，那么，相关誓词中“剒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弃厥遗王父母弟”“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惟妇言是用”等说法，则是不厌其烦地申述纣王有罪的具体事实。④由此看来，秦始皇将六国视为“暴乱”，将它们的灭亡视为“伏其辜”，这种对政治成功的表述模式属于对古老传统的延续。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三代革命的宣言书中虽然未见“暴乱”一词，但字里行间充斥着对敌方暴乱的论述，其主要内容是意在表明对方违背天意、民心。相比之下，初并天下诏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虽然明确使用了“暴乱”一词，但通观诏书全文，不见对天意、民心的吁求。读史者所能看到的，是以违约为理由而展开的对东方六国连篇累牍的指责。秦始皇声称，韩国“倍约”，赵国“倍盟”，魏国“始约服”而后“谋袭秦”，楚国“畔约”，因此，诸国的灭亡只能是咎由自取，怪不得秦国。
    当然，我们不能就此断定，秦国政治理论家们头脑中的“暴乱”一词指的就是违约背盟的行为。先秦时期的“暴乱”一词有其相对固定的含义，可指暴力刑事犯罪、扰乱社会秩序，甚至可能包括以下犯上的武装斗争。《尚书·周书·周官》：“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孔安国曰：“秋官卿主寇贼法禁，治奸恶，刑强暴作乱者。”⑤《周礼》记载“小行人”一职的权责，其中包括将“悖逆暴乱作慝犹犯令者为一书”。⑥《吕氏春秋·当务》：“尧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淫湎之意，汤、武有放杀之事，五伯有暴乱之谋，世皆誉之，人皆讳之，惑也。”⑦《韩非子·奸劫弑臣》：“不忍诛罚，则暴乱者不止。”“奸私之臣愈众，而暴乱之徒愈胜”。“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同书《说疑》：“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察四王之情，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乱之兵也。”⑧
    除此之外，先秦时期的“暴乱”一词还有另一种用法，具有更为鲜明的政治文化内涵与政治伦理色彩。《韩非子·饰邪》：“凡败法之人，必设诈托物以来亲，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乱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贤佐之所以侵也。”⑨所谓“暴君乱主”，就是对另一种“暴乱”的恰当注解。《墨子·非儒》：“意暴残之国也，圣将为世除害，兴师诛罚，胜将因用儒术令士卒曰：‘母逐奔，揜函勿射，施则助之胥车。’暴乱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⑩所谓“暴乱之人”实即“暴残之国”、暴残之君，实际语境中，被贴上这一标签的常常是桀纣。如《吕氏春秋·先识》：“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11)《韩非子·五蠹》：“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如果诸侯有类似行为，亦可视为“暴乱”，如《韩非子·难二》：“(晋)献公没，惠公即位，淫衍暴乱，身好玉女，秦人恣侵，去绛十七里”，(12)意谓晋惠公“暴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