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31)对此，亲历战国时代的策士有着更为切身的体会，比如苏秦论战国时代的复杂局面，“约从连衡，兵革不藏，文士并饬，诸侯乱惑。万端俱起，不可胜理”，在这种情况下，文明的、柔性的治理手段都难以奏效：“科条既备，民多伪态。书策稠浊，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无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辩言伟服，战攻不息。繁称文辞，天下不治。舌弊耳聋，不见成功。行义约信，天下不亲”。有鉴于此，刚性的、强力的策略便成为政治成功的必由之路，“于是乃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于战场。”“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32)
    苏秦以雄辩的纵横家语调揭示了以战争为首的强力手段在战国时代的必要性，而曾对秦国政治发生主要影响的法家学说也强调“力”之重要性。商鞅主张将礼乐、孝悌、诚信、仁义等儒家倡导的理念归为“六虱”，在否定柔性教化的基础上，大力颂扬“力”之效能：“国好力，日以难攻；国好言，日以易攻。国以难攻者，起一得十；以易攻者，出十亡百。”(33)又言：“故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德，是以不忧不劳而功可立也。”(34)韩非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35)
    需要注意的是，战国人物对“力”“兵”的合理性的论述并非止步于时势的要求。苏秦在行说时曾援引历史：“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擒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36)商鞅解释变法的依据时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37)有学者就此指出：“这仍是以夏、商、周三代之道解释‘变法’的合法性，不过逆而用之耳。”而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论述方式，乃在于“战国时代的各国君主多少都感到需要一套具有历史渊源的理论来强化他们的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于是，很多策士便“以‘托古’为干禄的手段”。(38)《吕氏春秋·孟秋纪·荡兵》：“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难矣，五帝固相与争矣。递兴废，胜者用事。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长则犹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39)通过这样的论述，传达出生民以来即有兵事、三皇五帝难绝兵事的认识，如此一来，战国时代兵强为雄的政治规则便拥有了历史合理性。
    无论是现实需要，抑或历史传统，均局限于人事范畴的论证。而《吕氏春秋》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孟秋纪》曰：“孟秋之月，日在翼，昏斗中，旦毕中。其日庚辛，其帝少嗥，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夷则，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始用刑戮。”“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斋。立秋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秋于西郊。还，乃赏军率武人于朝。天子乃命将帅选士厉兵，简练桀俊；专任有功，以征不义；诘诛暴慢，以明好恶，巡彼远方。”(40)有学者指出，《吕氏春秋》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根据人们从天文季节的迁移与地下物候的变迁中得来的联想，将‘天’与‘地’的某些现象挪移到‘世道’与‘人道’之中，以天地的变化为不言自明的依据，论证人世中个人与社会的道理”。(41)这样的论证思路，无疑是在人事之外，为人君用兵、重兵的行事方式找到了以天地之道、自然之理为标榜的终极理论支撑。
    在暴力的合理性在现实需要、历史传统、天地自然之理等方面得到全方位论证的情况下，秦人以违约为借口，“蛮横”地剥夺东方诸国的自卫权，也就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最低限度，也会减轻不少的罪恶感。
    四、振救黔首：秦政权合理化论述的改进
    对政权存在合理性的追寻，历代有之。不过，有学者指出，随着时代发展，执政者、理论家们的论证思路曾发生变化。“自秦汉以来，确立皇权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手段主要有四种，一是符谶，二是德运，三是封禅，四是传国玺”，而到了宋代，“宋儒以道德批评的新规则取而代之”。(42)此说自是卓识，但需要注意的是，它只是强调政权合理性论证思路的侧重点在宋代发生转移了，并不是说自宋代开始，理论建设者方才体会到政治道德批评在论证权力合理性时的重要功用。
    前已言及，《尚书》记载的三代更替已经高扬天意民心的旗帜，体现出对暴君乱主的严厉谴责。秦始皇虽然在政治理论建设上标榜六国“暴乱”，只是习得传统政治文化的皮毛，未得其精髓，但我们注意到，秦始皇的先祖也曾有过以敌国国君内政失德无道为理由而兴兵征讨的先例。《诅楚文》曰：“今楚王熊相康回无道，淫失甚乱，宣奢竞纵”，“暴虐不辜，刑戮孕妇，幽亲戚，拘圉其叔父，置诸冥室椟棺之中”，即是其例。而统一前夜成书的《吕氏春秋》曾对战国诸侯纷争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绝，贤者废伏，世主恣行，与民相离，黔首无所告诉。世有贤主秀士，宜察此论也，则其兵为义矣，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且辱者也而荣，且苦者也而逸。”(43)此处所谓的“兵为义矣”，与初并天下诏的内涵存在明显差异。初并天下诏简单地以讨伐违约者为义，而《吕氏春秋》先认定列国“世主恣行，与民相离”，导致“黔首之苦，不可以加”。如果有人能够解民倒悬，则为义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