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暴乱”具体是对何种政治行为的评价，如果对传统中国的政治伦理有所了解，这个问题便不难回答。《韩非子·难势》：“桀、纣为高台深池以尽民力，为炮烙以伤民性，桀、纣得乘四行者，南面之威为之翼也。使桀、纣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势者，养虎狼之心，而成暴乱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13)很明显，所谓“暴乱”，是就统治者“尽民力”“伤民性”而言的，其立论的基点在于具有民本色彩的政治理念。这与起于民间、下级的“暴乱”相比，大异其趣。
    由于“暴乱”一词在先秦时代具有上层与下层的两种内涵，秦始皇在诏书中使用该词，便不一定仅仅表现某一种政治思维。笔者推测，秦始皇可能有这样的心态：首先，他并没有将东方六国视为地位平等的政治实体，而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认为由秦国来主导政局发展、塑造未来的国家秩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些不甘服从的挑战者，在秦始皇看来，就是以下犯上，属于“暴乱”之流。其次，他知道指责六国“暴乱”是建构政权合法性的捷径，但是，在他的心目中，究竟何为“暴乱”，什么行径称得上“暴乱”，择取什么样的“暴乱”行径写进诏书中，似乎是令人犹疑的事情。从初并天下诏的最终文本来看，再考虑到秦人居高临下的政治心态，秦始皇视违约背盟为六国“暴乱”的表现之一，并不是没有可能。至于六国君主如何失德，如何丧失上天庇佑，如何丧失民意支持，通常而言，本应当是论述六国“暴乱”时大书特书的，然而，秦始皇及其理论家们的关注焦点显然不在此处。
    为什么初并天下诏执约以责，却忽视了对以天意、民心为基点的传统政治道义的论述呢？
    二、约盟的异化：初并天下诏执约以责的历史背景
    秦始皇执约以责，理论建设采取这样的模式，以后世的眼光看来，并不高明，甚至显得有些笨拙。不过，放在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环境中，秦始皇的做法自有其缘由。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应当关注约誓会盟在战国政局演进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有学者在对先秦会盟活动进行统计之后指出，春秋时代是会盟约誓行为发生的高峰期，战国时代，会盟“发生的次数与地位日益下降”，共有41次。即便如此，战国时代会盟的发生频次仍然存在极为明显的阶段性差别：第一个阶段是“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62年。百年内仅有2次会盟的记载，会盟处于低潮期。”第二个阶段是“公元前361年至公元前255年。这一时期，以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变法、谋霸诸侯为导火索，会盟次数出现小高潮，41次有记载的会盟中37次发生于这个时期。”第三个阶段是“公元前254年至公元前221年。这一时期，会盟见于史册的有2次。”(14)
    上述统计或许在分期以及完备程度上存在值得商榷之处，(15)但从统计结果当中大体可以感觉到，会盟约誓对战国政治局势的演进并不是无足轻重的。第二阶段是合纵连横的极度活跃期，会盟大量发生于这个阶段，绝非偶然。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秦、齐打破七强并立局面后，战国会盟开始向合纵、连横演变，并一直持续到战国末。”(16)也就是说，合纵连横的策略得以实现，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于大批策士游走于列国之间进行的约会盟誓活动。
    据记载，苏秦曾在赵王面前表达了对合纵约盟的设想：“故窃为大王计，莫如一韩、魏、齐、楚、燕、赵，六国从亲以畔秦，令天下之将相相与会于洹水之上，通质，刑白马以盟之。约曰……诸侯有先背约者，五国共伐之。”(17)对于此事，主张连横的张仪亦曾提及：“合从者，一天下约为兄弟，刑白马以盟于洹水之上，以相坚也。”(18)由此推测，合纵策略应当是在经过庄重的约盟仪式后方才得到了落实。
    合纵局面形成后，对于主张连横策略的国度及策士而言，为达到分离合纵诸国的目的，往往也诉诸约盟，只不过是以新盟冲击旧约而已。比如秦国为拆散齐、楚同盟，许诺割商於之地六百里给楚国，楚国最终在利益的诱惑下，与齐国断交，便是一个有名的例子。在合纵连横大行其道的战国时代，类似的事件屡见不鲜。笔者在这里要着意强调的是，合纵连横时代的约盟已丧失了原有的内核。有学者说：“盟誓以守信为本”，(19)还有学者认为，“人类对于神灵的崇拜和敬畏心情，正是盟誓行为发生的原动力”，而“战国中后期开始，随着各国律制和法令的酝酿和形成”，“盟誓曾经具有的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完全丧失了”。(20)
    当盟誓行为“信”“敬畏”的精神内核丧失之后，盟誓不再能够达到先前的积极效果，这是必然的。但战国政治生活中仍然离不开它，有学者说，“春秋霸主的盟约还有其相对的神圣性，而战国诸侯的‘人质’便成了危机的标帜了”，(21)事实诚然如此。不过，从另外的角度观之，战国诸侯面对盟约的信用危机，所采用的应对办法是以互派质子为方式的改进策略，而非彻底放弃盟约，这正说明盟约在当时仍有不小的市场。只是此时的约盟行为的政治功用与之前相比有所变化。如果说春秋时代的约盟是实现霸主梦想的工具、手段的话，那么，进入战国时代，约盟的工具特征已臻于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