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吕氏春秋》还进一步提出，占据拯救万民于水火的政治道义的制高点，对于谋求霸权十分重要。《孟秋纪·怀宠》曾设身处地为有志征伐者草拟了一份檄文：“兵之来也，以救民之死。子之在上无道，据傲荒怠，贪戾虐众，恣睢自用也，辟远圣制，謷丑先王，排訾旧典，上不顺天，下不惠民，征敛无期，求索无厌，罪杀不辜，庆赏不当。若此者，天之所诛也，人之所仇也，不当为君。今兵之来也，将以诛不当为君者也，以除民之仇而顺天之道也。”(44)这篇典范性檄文先通过列举种种导致天怒民怨的罪行，将敌国君主定位于不义，以此建构己方吊民伐罪的正义性。
    按理说，《吕氏春秋》由吕不韦召集门客编成，吕氏又是对秦国历史施加很大影响的人物，秦廷君臣从《吕氏春秋》中提取理论资源来论证秦兼天下的正当性，本属近水楼台之事。但历史却不是这样，初并天下诏根本没有奉天承运、解民倒悬的意思。何以如此？嬴政对吕氏的清算或许是一个因素，不过，笔者更愿意相信，秦执政者受制于自身的政治实践以及战国时代崇尚诈力的基本社会氛围，这才使得他们的理论建设还显得比较机械，没有很好地粉饰暴力统一的实情。在统一局面底定之后，不同政治主体反复进行利益较量的会盟活动不再有市场，而用兵方向在南北两边，总体上看，武力的应用力度已大为收敛。伴随着整体局势由行武转向守文，秦统一理论建设的思路发生调整，是可以想见的，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就在议定帝号之后不久，发生了郡县制与分封制的争论。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所谓“天下共苦战斗不休”，已经透露出以民心为基准来考虑国家制度建设的走向。几年后，秦廷君臣开始直斥六国君主不道，以此表明己方乃是为百姓福祉而战。如始皇二十九年东巡刻石：“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燀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大矣哉!”(45)三十七年刻石：“六王专倍，贪戾慠猛，率众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46)统一之后的纪功刻石一再指责六国君主“贪戾”“虐杀”“暴虐”，使用这类价值评判极为鲜明的字眼进行挞伐，与执著于“倍约”“倍盟”却将六国“暴乱”虚悬一格的初并天下诏相比，其政治宣传的旨趣显然发生了变化。
    毋庸讳言，秦王朝政治宣传的新气象，根本意图在于说明吞灭六国是应天顺民的。三十二年刻石曰：“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悦服。”所谓“庶心悦服”，即意在点明统一战争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对此，汉人贾谊大体认同：“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47)然而，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据《战国策》记载，春申君曾对秦昭王说：“王既无重世之德于韩、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韩、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百世矣。本国残，社稷坏，宗庙隳，刳腹折颐，首身分离，暴骨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系虏相随于路，鬼神狐祥无所食。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韩、魏之不亡，秦社稷之忧也。”(48)而战国末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似乎也表明，六国对秦统一战争的敌对情绪比较强烈。
    由此看来，秦人政治宣传的新思维实属自欺欺人。况且，秦代执政者唯指摘六国暴虐无道，自身却没有吸取教训，最终导致政权覆灭，这个历史结局也表明，秦朝执政者只是将以仁德、民本为内容的政治宣传功利化、工具化、权宜化，对政治道义真正而深入的思索，尚付之阙如。
    五、结语
    尽管存在缺陷，但由秦人改进的政治宣传策略还是被后世继承了。远的不说，楚汉之际的刘邦与项羽决裂时，老者董公遮说汉王曰：“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之诸侯，为此东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49)随后，刘邦为义帝发丧，发使者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50)通过“明其为贼”的方式，刘邦占据了政治道义的制高点。而刘邦即位时，功臣联名上疏曰：“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刘邦讨巧地说：“诸侯王幸以为便于天下之民，则可矣。”(51)又以“安万民”“便于天下之民”为理由登上了帝位。
    汉代以后，以天意民心为由头，几乎成为改朝换代政治宣传的定式。这种情形或许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虽然秦王朝行政的特征“与儒学理想的‘德治’相距甚远”，但“秦王朝作为第一个‘大一统’的专制主义政权，因‘秦德’宣传所肇始的政治虚荣、政治伪装、政治欺骗的风气，传递千百年而成为一种传统。”(52)
    本文承蒙庞慧副教授、刘庆博士提出修改建议，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