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史记》卷15《六国年表》，中华书局，1982年，第686页。
    ②③《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235～236、236页。
    ④《尚书》之《夏书·甘誓》《商书·汤誓》《周书·泰誓》及《牧誓》，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55、160、182～183页。
    ⑤⑥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35、894页。
    ⑦(11)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第250～251、395页。
    ⑧⑨(12)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第104、105、406～407；127；442、368页。
    ⑩孙诒让：《墨子闲诂》，中华书局，2001年，第295页。
    (13)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第390页。王先慎曰：“‘四’当作‘肆’。‘肆行’，即指尽民力伤民性言。”
    (14)吕亚奇：《先秦会盟与政治秩序的交互性建构》，硕士学位论文，华东理工大学，2014年，第26、29页。
    (15)比如第二阶段的起始时间定在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的公元前361年，就值得商榷。李伟山在讨论战国会盟时即以公元前334年为节点，原因在于此年魏、齐于徐州相王，否定了周天子的共主地位，与春秋及战国前期打着“尊王攘夷”旗号的会盟相比，此次会盟发生了质变。参见李伟山：《论东周会盟争霸的发展演变》，《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笔者以为，如果这个看法能够成立，那么，对战国会盟进行统计时，以公元前334年为时间节点，或许更为合理。
    (16)张二国：《先秦时期的会盟问题》，《史学集刊》1995年第1期。
    (17)(18)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增补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941、1168页。
    (19)田兆元、罗珍：《论盟誓制度的伦理与孔子信义学说的形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20)吕静：《中国古代盟誓功能性原理的考察--以盟誓祭仪仪式的讨论为中心》，《史林》2006年第1期。
    (21)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37页。
    (22)《史记》卷86《刺客列传》，第2515～2516页。
    (23)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第535、538页。
    (24)阎步克：《春秋战国时“信”观念的演变及其社会原因》，《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生活在战国末年的荀子曾主张：“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基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见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第205页。荀子强调遵守约结、保守信义对于政治成功的重要性，但这只是思想家的一相情愿而已，并不代表战国时代现实政治的主流。
    (25)(26)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增补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367～368、1314；1240～1241页。
    (27)姜亮夫：《秦诅楚文考释--兼释亚驼、大沈久湫两辞》，《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为便于阅读，某些异体字、通假字，根据姜先生的考释意见，径以现今通行字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