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前资本主义社会与“原始所有制”
    我们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所论述的“前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模糊的，尤其对“部落所有制”的历史内涵不甚清楚，他虽然提出了“部落所有制”这一概念，但并没有找到足可阐述其内容的经验材料。而且，他为这种所有制形式所概括的几方面要素也并非完全正确，不足以代表这种所有制的基本特征。
    50年代初，由于中国尤其是印度的问题，马克思开始对东方各民族的历史与现状发生兴趣。经过阅读有关的历史学著作和官方统计材料，马克思发现他所说的“部落所有制”的故乡就在东方，尤其在印度斯坦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并且，马克思还发现，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采用的“部落所有制”概念过于宽泛，亦过于抽象。一切民族都有过它们的部落发展阶段，但并不是说一切民族都具有象东方社会那样的一种所有制形式，譬如希腊人、罗马人和日耳曼人就没有过这种所有制形式，因之，用“部落所有制”来概括古代西欧以外的历史是欠科学的。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在了解了东方社会之后，遂即放弃了“部落所有制”概念，而代之为“亚细亚的所有制”或“亚细亚生产方式”。
    也正是在对东方社会了解的基础上，50年代末，马克思才有可能对历史分期理论作出完整的表述。这主要体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等著作中。尤其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系统地考察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我们研究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的主要文献。
    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使用了“原始所有制”的概念。它包括“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和“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前者指的是“古代的”和“日耳曼的”两种所有制形式，后者就是“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
    马克思将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看作“原始所有制”的第一种形式。它的第一个前提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它是“家庭的扩大成为部落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而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联合”。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亚细亚的所有制”，也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的“部落所有制”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是一种原始所有制形式，但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原始社会所有制。而重视这一区别，是我们研究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关键点。以往的论争之所以没有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果，问题的症结就是因为没有看到这一区别，从而极大地误解了马克思的原意。
    马克思认为，亚细亚所有制形式的前提是共同体，而共同体的基础则是共同体的财产--土地。在这里，“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和占有者”（13）。但另一方面，由于对共同体的依赖关系，又决定着他对土地的所有和占有是有限制性意义的。这样，任何一个共同体成员都不可能是自由的个人，而是处在“人的依赖关系”之中。其一，他必须依赖于共同体以及共同体内部的其他人。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则不过是实体的附属物。其二，他必须通过共同体这一中介而依赖于君主，即马克思所说的：“在这种财产形式下，单个的人从来不能成为所有者，而只不过是占有者，实质上他本人就是作为公社统一体的体现者的那个人的财产，即奴隶，所以奴隶制在这里并不破坏劳动的条件，也不改变本质的关系。”（14）这就是所谓的东方社会的“普遍奴隶制”。
    马克思还认为，亚细亚所有制形式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封闭性和停滞性。它的生产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作为使用价值自我消费和作为贡赋上交君主。人们的衣食住等生活必需品都可在共同体内部解决，无需同外界交往，所以，如果不是外界的影响，这种所有制形式是可以长期地保存下去的而不会自动解体。相应地，单个的成员同共同体的联系也是难以断裂的，二者处于互为依存的关系之中。
    如果说，东方社会共同体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话，那么在“原始所有制”的第二种形式即“古代的所有制形式”里，血缘关系就不显得重要了。在这里，共同体内部的成员由来自不同地区的各个家庭组成。这样，“单个人变成归他和他的家庭独立耕作的那块土地--特殊的小块土地--的私有者的条件就越是具备。”（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