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对于印度这样一种社会。马克思认为，单靠它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汇入世界历史一体化的洪流中的，因为它“没有希望社会进步的意向，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23）。要想使它进步，必须借助于外力。而这种外力，在马克思看来，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通过资本主义血与火的洗礼，才能破坏印度社会那种封闭的村社制度和破坏村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在亚洲造成“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24）。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毕生使命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那么他为什么在论述东方社会时，还要认为资本主义在东方的发展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呢？换言之，东方古老社会形态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在东方世界的发展与他终生所抱定的革命理想又有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呢？
    对此，我们从马克思40年代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可以找到答案。在马克思看来，要挖掘资本主义的坟墓，必须首先造就掘墓人，即必须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由于劳动与劳动条件相对立而又和现存的剥削制度相对立，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速发展为前提的。因为，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们才会摆脱普遍的贫困化，也才会具有较高的政治斗争觉悟。相反，如果始终处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人们所关心的也只能是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或为这些生活必需品而斗争。这样，不但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反而会使陈腐的东西死灰复燃。再者，生产力高度发展必须具有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只有这样，人们之间乃至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才可建立，狭隘地域性的个人才可“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马克思认为，如果“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仍然处于家庭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境地’；（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25）因之，马克思强调指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有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26）
    马克思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坚信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社会化的对立已经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马克思认为，其灭亡的时间并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1848年革命刚一爆发，马克思就确信，这次革命必将引起新的经济危机，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7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再度爆发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同时也给马克思带来了革命希望。他在致俄国革命家拉甫罗夫的信中写道：“总危机周期的时间在缩短。我一直认为这种时间不是不变的，而是逐渐缩短的；但特别可喜的是，这种时间的缩短正在露出如此明显的迹象，这是资产阶级世界的寿命的不祥之兆。”（27）
    虽然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性的，但并不是说共产主义的胜利在全世界是同一天的事情。那么，在资本主义气数已尽的形势下，由谁首先来打响第一枪呢？在他看来，当然是西欧无产阶级。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本身就造就了它的掘墓人，也只有在大工业生产之下的无产阶级才具备足够的力量来承担这副历史重担。又因为，西欧既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又是它最发达的地区，而且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尖锐对立，也主要体现在这里，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衰老与灭亡也必然首先从这里开始。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预言过，无产阶级革命一定是“法国人发出信号，开火，德国人解决战斗”（28）。而西欧之外的各民族，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较晚，无产阶级队伍尚处在幼稚阶段，因而也只有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并在西欧无产阶级援助下进行革命。
    然而，世界历史发展的事实表明，资本主义并非马上就会灭亡。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政权挑战的第一次尝试，但却不免失败，大批的工人和革命家倒在巴黎街头的血泊之中。整个70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虽有发生，但并未导致其经济体系的崩溃，更没有威胁到资产阶级政权的存在。相反，在这一时期里，资本主义得以迅速发展，新兴的工业部门得以建立。而且，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为了巩固其统治，通过议会、普选权和收买工人等途径，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关系，致使工人阶级内部出现分化，不少人站在资产阶级一边，拥护议会制，为普选权喝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