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巴黎公社的失败，马克思的心情是沉痛的。他开始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并非脆弱，也并非马上就会寿终正寝。尤其是70年代的那场经济危机，其结果大出马克思的意料之外。危机开始时，马克思曾预言它是资产阶级寿命的不祥之兆，并说资产阶级的“彻底破产”很可能就是1875年秋天的事情。（29）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马克思发现这场危机尽管规模很大，但其结果还是没有危及到资本主义的生存问题。1879年，他在致丹尼尔逊的一封信中说：“目前的危机，就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和强烈程度看，是英国以往经历过的危机中最大的一次。但是，这一次令人奇怪的是，尽管有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一些地方银行的破产，却没有英国过去历次大规模周期性危机的通常结局--伦敦的金融破产。”（30）1881年，即马克思逝世的前两年，他终于意识到，在他的有生之年，资本主义是不会灭亡的了，而无产阶级革命也不可能短期内在西欧发生。是年春天，他在一封祝贺女儿燕妮顺利分娩的信中不无感叹地写下了这样几句话：“我们家的‘女性那一半’都希望，‘新来的人’增加人类‘最美好的一半’；而我却宁愿在历史的这一转折关头出生的孩子们是‘男’性。他们面临着人类未曾经历过的最革命的时期。糟糕的是现在人‘老’了，只能预见，而不能亲眼看见。”（31）可以看出，此时的马克思虽然没有失去革命的信心，但已改变了过去所认为的资本主义世界即将灭亡的看法，他把希望寄托于新生的一代，开始把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设想为一条漫长的道路。
    也就在这时候，东方各国掀起了革命的浪潮，尤其是俄国所潜伏的社会危机使马克思在西方世界以外看到了新的希望之光。
    1861年，俄国实行农奴制改革，然而农奴制的废除非但没有解决俄国的社会问题，反而使国内的阶级矛盾更趋尖锐。整个俄国犹如一座火山，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面对俄国高涨的革命形势，马克思既予以格外的关注，同时又大为欣喜，尤其是俄土战争的爆发，更促使马克思对这个“半亚细亚”社会抱有很大的希望。1877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这次危机是欧洲历史的一个新的转折点。……要是老天爷不特别苛待我们，我们该能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吧！”（32）俄国革命形势的高涨， 同时也给马克思提出了新的理论问题，即俄国社会未来的发展道路问题。
    农奴制改革的同时，加速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短短的十几年里，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社会弊端在俄国领土上迅速蔓延开来。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俄国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展开了有关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讨论。1872年，《资本论》俄文版公开发表，俄国一些自称为“马克思的学生”的人依据《资本论》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俄国的前途所在。与这种观点相反，另一些人认为俄国应当保留传统的村社制度，并使其不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从而在村社制度的基础上过渡到共产主义。当时，这两种意见都被提到马克思面前，需要他从理论上作出系统的阐述。
    从前面所论述的马克思历史分期理论看，在此之前，马克思认为：（1）东方各国亚细亚形态下的村社制度必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下解体；（2）东方各国必须先经过资本主义这一发展阶段，待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和无产阶级队伍达到一定的数量和质量之后，才能进行社会革命；（3）东方各国进行社会革命，必须先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榜样和得到西方无产阶级的援助才有可能。而现在，俄国形势所展示的革命前景与马克思原来的历史分期理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作为敏锐的思想家，马克思必须重新思考世界历史发展的道路问题，尤其要重新思考前资本主义社会东方各国未来前途问题，因为在俄国的国土上广布的就是农村公社这一古老的社会制度。这样，摆在马克思面前并需要他从理论上予以解答的问题就是：
    （1）农村公社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它的发展前途究竟是什么？
    （2）资本主义是不是每一个民族所必经的历史发展阶段？
    （3）如果说俄国可以不走资本主义之路，它的现实条件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