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定海厅：
    三月十九日，各寺庙设醮诵经。相传为前明国难日，讳之曰太阳生日。案《玉芝堂谈荟》：十一月十九日，日光天子生；《时宪书》亦同，俗易于三月十九日，为忠义之士所更，今沿其旧。[13]（卷15：“风俗志”，P6a）
    定海县：
    三月十九日，各寺庙设醮诵经。相传为明朝国难日，讳之曰太阳生日。俗传《太阳经》：太阳明明朱光佛，三月十九午时生，家家户户点红灯等语。朱即明之国姓也。[14]（方俗志第十六，“风俗·岁时”，P54a）
    浙江乌青镇：
    十九日相传太阳生日，家家拈香燃烛。明崇祯于是日殉国，或民间怆怀旧君，故名，俟考。[8]（P12a）
    浙江杭州：
    十九日，太阳星君诞，比户燃香烛（道书）。[15]（卷76，“风俗三”，P19a）
    浙江萧山：
    三月十九日俗称太阳，有集会，设供于庭。妇女彻夜宣佛号者，谓之宿太阳山。按明思宗于三月十九日殉国，遗民痛之，故于是日设供，托言太阳生日以讳饰之，后世沿其事而昧其意。[16]（P27a）
    除了在浙江较多发现有关记载以外，在台湾地区也有较多类似记载，但基本上见于近年来新修的地方志中。比如在《台湾省通志稿》（1950年至1965年铅印本）中记载说：“三月……十九日，传为‘太阳诞辰’实则为明思宗殉国之日。以面制豚羊，豚九头，羊十六头，象征太牢之礼，望东祭之。家家点灯，欲其明也。盖遗民惓怀故国，借以寄思，历久遂成俗。”[17]（P1367）《基隆县志》（1954年至1959年铅印本，[17]P1588）、《云林县志稿》（1977年至1983年铅印本，[17]P1743）、《台南市志》（1958年至1983年铅印本，[17]P1801）、《高雄县志稿》（1958年至1968年铅印本，[17]P1857）的记载都基本类似，而《台南县志》（1957年至1960年铅印本）则在民间仪式方面记载得略详：“太阳公生（十九日），此日是‘太阳神诞’。家家户户于早晨在庭前向东方设置香案，上置拜具一式，前列糕制小型猪九只、羊十六只为祭品，于是妇女们点烛焚香，望太阳礼祭。究其由来，据说在清统治下的明之遗民，假借太阳诞辰的美名遥祭大明崇祯皇帝于此日在煤山吊槐树殉难之遗俗，一直留传讫今，已有二百余年。”[17]（P1827-1828）
    我们知道，在明清代嬗之际，浙江或台湾都是南明抗清力量的重镇，浙江有鲁王政权，张名振、张煌言的抗清力量也主要活动在浙东沿海；台湾则是明郑政权的根据地，在这里演出了许多抵抗与镇压的悲剧。但是，在我们查阅到的浙江地方志中，只有很少的一些记载了太阳生日的习俗；在台湾的地方志中，只是现代修的新方志中有这方面的记述。在清初抗清活动同样激烈的江南其它地区，除了上面所说的朱天庙的信仰以外，也很难见到这类记载。是因为清朝统治时期的忌讳所致呢，还是它本身就是很晚近出现的习俗？比如说，它是晚清时期国家控制力量衰弱的结果，或是革命党宣传反清的产物？
    我们也知道，明末清初是被时人称为“天崩地解”的时代，在顺治二年清统治者再下剃发令之前，许多人对明朝的覆亡无动于衷。张履祥说，“崇祯甲申之变，仗义死节者一二十人而外，率皆污伪命者也。其弃职守逃窜者，犹为知廉耻事”[18]（P41）。太仓人陈世仪作诗说：“五月四日得先帝惨报确信，四海同仇，若丧考妣，诘朝乡绅有楼船广筵纵观竞渡者，愤而刺之”[19]。对此，昆山人归庄也作诗批评：“书生闻变涕霑裳，狂悖人心未可量。青绶铜章□比日，吴歌楚舞醉霞觞。”后面的注说：“四月晦日，粮储道署中演戏，五月朔至端午，嘉定知县日挟妖童娼妓观龙舟。”[20]许多人对气节问题另有看法，对腐朽的明王朝的灭亡和崇祯皇帝的死未必有很多人同情。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太阳生日”的潜在含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