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太阳生日”凝聚的历史记忆
    对于清初人来说，特别是对于那些明遗民来说，崇祯皇帝的自杀和明朝的灭亡最初并不是记忆中的历史，而是一种惨痛的现实经历。
    崇祯皇帝自杀的消息大约在四月底、五月初传到江南，江南社会对此事的第一反应是普遍性的骚乱，这种动荡的局势直到五月十五日弘光帝即位才基本稳定下来。[29]第二年的清明时节，南京城内外遍贴传单：“端阳竞渡，吊屈原也；寒食禁烟，哀介子推也。三月十九，为先帝后衔愤宾天之日，攀髯莫及，吾辈于郊外结社醉酒，以志哀恨。”太常少卿张元始也上疏说：“皇上允词臣张星疏，拟于太平门外，遥祭先帝，臣愚谓应另设一坛，并祭东宫、二王于侧，每年忌日，举以为常。且斯日何日也，三光蔽天，九庙堕地，诚与寻常忌日不同。谓应敕天下，凡遇三月十九日，止音乐，禁屠宰，并停士民嫁娶、各衙门轻重刑罚，一以志故宫黍离之难，一以激中外同仇之愤，直待函逆闯首，告先帝灵，而禁始弛可也。”[30]（P234）显然，朝廷民间对刚刚发生的这样一个重大事件都颇为重视，将其视为或“制造”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纪念日。究其原因，在民间或出于对君父的朴素感情，在官方或出于对确立正统的需要。同时，在这个时候，由于江南半壁还在明朝手中，人们还没有把这个日子与亡国之痛联系在一起。
    但到清兵南下、弘光政权灭亡后，南明政权一个个在此兴彼衰之际，还互争正朔，使三月十九日与崇祯皇帝的命运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逐渐消退；即使是心中不忘旧事之人，对此事此时的追思纪念也已有了新的意义。光绪《鄞县志》记：“董守谕，字次公。……丙戌三月十九日，思宗大祥，廷议寂然（墓志），守谕乃上疏曰：‘臣闻忠孝节义由于朝廷之激厉，濡忍偷安由于志气之卑昏，……臣痛忆先帝焦劳十七载，无一日不思治求贤，无一日不筹兵办寇，奈庸臣误国，顿遭千古未有之惨，凡有血性，忍忘先帝身殉社稷之烈乎？臣去年穷居，值此时日，北望一几绝，痛恨南都臣子若遗若忘，何怪忠孝节义扫地殆尽也。……宋高宗每正月朔日，率百官遥拜二帝，不受朝贺，今主上仁孝性成，百倍高宗，刻刻不忘报仇，则刻刻不忘先帝，刻刻不忘恢复，则刻刻不忘三月十九日。今年是日，即鲁监国元年，追思泣血之首一日也。臣请躬率臣民，遍谕各藩军士，缟素哭祭，每岁定以为制，使人人切齿怒号，庶君父大伦，从此振起。然后昊穹悔祸，神人共助，报不共戴天之仇，而建中兴复古自烈也。’王着礼部传示，速为举行。”[12]（卷38，“人物传”十三，P36a-38a，引董琅：《甬东正气集》）在董某的记忆里，崇祯皇帝因农民起义而死的事实已可不必提起，它作为社稷覆亡的象征则需强调，因此到这时，纪念崇祯死难、唤起人们对此事件的记忆以激励斗志，已经发生了目标的转换；崇祯死难事件以及三月十九这个日子，几乎从一开始就已经成为一种具有某种意义的象征性资源。
    因此，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一方面，虽然崇祯皇帝的死及明朝的灭亡与李自成农民军有直接的联系，但在这里，它却被利用来对抗代之而立的清朝，农民起义的问题被从历史的记忆中剔除出去了，与此相对应的是对“靖康之耻”的记忆；另一方面，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没有经历过农民起义的扫荡，没有对因此而覆灭的明王朝产生直接的感情震荡，对他们直接造成冲击的是清兵的南下，是反剃发斗争和南明政权的兴亡。因此，三月十九日被塑造成为一个象征，这个象征在表面上是对崇祯皇帝之死与明朝灭亡的追思，实际上则凝聚着对自己亲历的清兵南下所致一切伤害的记忆。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本文的“历史记忆”概念做一点讨论。传统的心理学研究倾向于认为，记忆是个人内心的活动，与周围环境无关。但当代的社会心理学家却将历史记忆的形成和维持看成一个动态的社会心理过程[31]（P4）。这就是说，历史记忆首先是一种集体记忆，任何个人对历史事件的记忆都具有社会的性质。某一群体中相当数量的人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记忆是大体相同的。而“对政治灾难的集体记忆是一种在社会上被传播的记忆。这些事件可能并不被公开纪念或流传。但是，它们却以习俗、口头文化、纪念物和历史档案的形式存在下来。”[32]（P150）其次，正因为记忆的传承性和延续性，我们认为历史记忆这个词，既规定了记忆的对象是历史事件，也指记忆本身的历史，即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同时代的人们对这一事件记忆、遗忘、重构（reconstruction）以及重新占用（reappropriate）的历程。“人们谈论和思考近期和年代久远的事件的方式是由当前的需要和渴望决定的。”[31]（P3）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群体的人们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记忆也许会有很大的差别。再次，那些具有“负面”影响的历史事件，或是由于政府的禁止或是由于过于让人难堪而不被公开纪念。但人们强迫自己遗忘或不去思考某事的企图总是失败的，当人们被告知避免谈论或思考一件重要的事情时，这件事情往往在记忆中扎下了根。[31]（P10）在经历了一段深受创伤和被抑制的时期以后，人们总是倾向于寻求一种方法来表达（或宣泄）感情。因此，东南沿海地区对明清鼎革时期的痛苦回忆，不可能因为清政府的压制而消灭，但却可能在时间无情的荡涤中，变成一个供人们闲话的旧朝故事，尽管在言谈中也许还有一些唏嘘感叹。这也许是所有历史记忆的共同命运。
    当然，三月十九日被塑造成为一个凝聚着历史记忆的象征需要一个过程，这与人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明朝与崇祯皇帝的评价有关系。对于亲历鼎革的明遗民来说，他们还沉浸在巨大的感情波澜之中，还不可能理性地和客观地思考明朝灭亡的原因和教训。徐开任在顺治十年时还专门写下《癸巳三月十九日二首》、《烈皇帝诔》等诗，“无一字不具故国之思”[33]（徐开任：《愚谷诗稿》，P11-12）。杨炤的《辛亥三月十九日》诗（康熙十年）中说：“身是崇祯士，生从万历年。衣冠叨圣代，毛发长尧天。”其《癸丑三月十九日》诗（康熙十二年）中则说：“龚开久化碧，皋羽尚吞声。岁岁宣陵泪，宁求孝子名。”[33]（杨炤：《怀古堂诗选》，P76）三月十九日总是可以引起遗民感伤的一个日子。鄞县人纪五伦是崇祯四年进士，其子纪历祚“明亡，弃诸生作道人装，每年三月十九日，以麦饭泣奠思宗。或问草莽臣而祭天子礼有之乎？答曰：此所谓野哭者也”[12]（卷39，“人物传”十四，P9a）。后来三月十九日的“太阳生日”就是这样“野哭”的仪式化和象征化。
    比起诗人来，史家应该更充满理性，但清初谷应泰在论及明亡时仍对崇祯皇帝充满同情，认为他是“涉乱世而多艰，生皇家而不幸”；认为他在遗诏中“以诸臣误国，理或有然尔”[34]（P1385）。张岱虽批评崇祯“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但还是认为他绝非亡国之君：“凡我士民，思及甲申三月之事，未有不痛心呕血，思与我先帝同日死之为愈也。”连呼“呜呼痛哉”[35]（P40-42）。对君主专制持严厉批评态度的思想家唐甄，对崇祯皇帝的用人失当也毫不原谅，但还是认为他是“刚毅有为之君”。认为他“忧勤十七年，无酒色之荒，晏游之乐，终于身死社稷，故老言之，至今流涕。是岂亡国之君哉！”[36]（P122）
    因此，在这样一种切肤之痛的感受依然深切的时候，在江南地区的人们还在南明政权的旗帜下直接与清政权做斗争的时候，他们并不需要“太阳生日”这样一个意义隐晦的象征，他们可以明确地打出朱明的旗号，就像那些奉明朝宗室起事或朱三太子一类事件那样。只有当这一切的轰轰烈烈都归于沉寂的时候，在清朝官方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史学家不那么怀念崇祯皇帝之死的壮烈、像《明史》那样批评崇祯皇帝“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的时候[37]（P335），那些哀恸不已的失败者才会去创造一个象征，来寄托他们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