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他的说法，太阳生日的习俗起于顺治、康熙间，是明遗民的发明创造。但是，他说二百年来别人不清楚，唯他自己知道，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如果此说得到证实，那么它就必然早于天地会的起源，或者至多成为以后天地会所利用的资源之一。
    从一般记载来看，好像太阳生日的习俗遍布浙江、福建、台湾，加上朱天君的信仰，则扩及江苏，但最集中涉及的似乎多在浙江的绍兴和鄞县一带，考虑到这里是南明鲁王政权的活动中心，清初战争与破坏给这里的人民带来切肤之痛，因此我们似乎应该将其视为一种“地方性话语”（local discourse）。
    全祖望说：“世祖章皇帝之下江南也，浙东拒命，虽一岁遽定，而山海之间告警者尚累年。吾宁之首事者为钱、沈二公，其间相继殉节者四十余人，而最后死者为尚书张公。”[24]（全祖望：《明故权兵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鄞张公神道碑铭》，P21）这一带对清兵的抵抗也比较激烈，“刘忠愍公祠，祀明安洋将军刘世勋。……国朝鄞全祖望碑记：大兵之下江南也，望风而靡，所向几不血刃。其最难下者，江西之赣州、江南阴泾县、吾乡之翁洲，即大兵亦以为出于意外”[13]（P8b-9b）。甚至在清兵破城之后多人死节，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据定海康熙志：“国朝荆溪陈璿《重修同归域记》：王师围城，及旬而下之。一时名公卿侨寓于此者，俱慷慨就义，而居人闻声，亦不谋而同。一饭之顷，横尸若山。郡幕僚乔君钵收而火之，悉瘗于城之北岗，题其域曰同归。此顺治八年辛卯九月初二日也。”[13]（P26b-30b）面对这座“同归大域”，即使是当时人亦留下许多悼念性的诗句，如做过知县的鄞人万言有《癸酉吊同归域有感》一首，其中说到：“跨鳌楼堞高几丈，螺髻双尖屹相向。有客含凄吊北邙，苍凉满目难为状。……冠履几时聚一堂，每年寒食展秩祀。人生万古留忠义，阐幽扬芬匪异事。伤心不敢话前朝，忍使重泉没姓氏。我欲击碎竹如意，恨无西台洒涕泗。”[25]（卷8“艺文”，P22）而当时的定海县令缪燧则在其《同归域放歌一首并序》中写到：“盖闻号鼎攀龙，莫改忠臣之节，盟津扣马，不加义士之诛；……各乃到今不死、同归域者，葬故明与难翁洲之诸缙绅先生也。……乃于暇日，偶作放歌，扬已逝之幽芳，阐不朽之奇节……呜呼君父之大伦，安问兴亡何代，忠孝关乎，至性不分，群怨皆诗，下笔含悲，行歌当哭。……”[25]（P28a-29b）在当时那个时代，竟能写出“伤心不敢话前朝”和“行歌当哭”这样的诗句，虽表现出诗人的勇气，却也说明人们对这里发生的惨痛事件的深切悲哀。
    与此相同，在鄞县和定海等地，还修建了一些纪念明清之际死难烈士的祠庙，到乾隆公开表彰忠节、抨击贰臣之后，这种行为就更为普遍。在鄞县的“重恩祠……崇祯六年重修为重阁，上祀宋邑宰王安石，下祀明邑令王章。章令鄞有惠政，后以御史死甲申之难，时当三月十九日，鄞人岁于是日祭之”[25]（卷11，“坛庙上”，P5）。虽然王章并非鄞人，也不是死于这里的抗清斗争，但因做过这里的县令也得到人们的崇敬。还有“旌忠庙……嘉庆二十年邑人黄定文、罗文义等建。正室祀明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钱肃乐、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张煌言，左右侧……”[26]（卷11，“坛庙上”，P13b）。又有“惠民祠，县西二十里十字港，祀明冢宰闻渊。正德间，儒士杨钦奏湖田折银事，渊在朝，实与有力，乡人德而祠之（朱志）。每岁三月十九日讳日，湖民醵祭（闻志）”[26]（卷13，“坛庙下”，P26b）。这段记载也很有意思，本来是建祠缅怀一位有功乡梓的明中叶大臣，但语焉不详地又说三月十九日的讳日，湖民在这里举行祭祀仪式，是纪念这位闻渊呢，还是借此祭祀崇祯皇帝？在定海，则有“成仁祠，在北门外。康熙四十二年知县缪燧捐建，以祀明季殉节诸人。乾隆间知县庄纶渭分三龛，各列官爵姓名。设王妃陈氏以下十二位为一座，大学士张肯堂以下四十二人为一座，贡生黄希范以下十三人为一座。咸丰间署厅事王承楷复分四龛……”。[13]（卷21，“祀典志”，P8b-11b）这种大张旗鼓地纪念清王朝敌人的做法，在其它地方并不多见。
    在这些地区，我们还可以找到类似的地方传统。前面提到的鄞县重恩祠是纪念王安石的，因为后者在任鄞令时为当地做了好事。可是历代统治者都不喜欢王安石，清朝也不例外。徐时栋在《烟屿楼笔记》中记，“雍正间，李敏达公卫巡抚浙江，严檄鄞县撤毁王荆公祠，不知何以至今其庙无恙，且荆公祠在鄞者非一处，愚谓荆公在朝，误国罪不胜言，而令鄞时则惠政甚多，于吾乡水利尤极整顿，故他处庙可废，而鄞庙独不可毁，此亦改祀于乡之意也”。[27]（卷1,P4b）对统治者的严令可以置若罔闻，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地方性传统。
    定海也颇有自己的个性。“元旦各户设香烛，……上元夜，诸祠庙张设灯裘群聚，里人装先朝故事，连骑结队，鸣金击鼓”。[25]（卷5，“风俗·岁时”，P37a）这个“先朝故事”无论是否指明朝故事，但至少应该是汉政权统治时期的故事，这是否有意向现存秩序挑战呢？在各地，一般中秋节都在八月十五，但浙江东南的一些地方却在八月十六。据说舟山的这个习俗与明朝俞大猷抗倭有关，[28]（P59）而在定海，“八月十六日，士人家祀月于庭，为月饼……案中秋在十五日，惟宁俗易于十六日，相传昉自南宋宗藩所更，今沿其旧”。[13]（卷15，“风俗志”，P7a）“南宋宗藩”的故事显然又与元代南宋遗民的历史记忆密切联系。此外，“九月二日，阖城鸣钲鼓逐厉，延僧设焰口，施食。相传为前明城难之日，设野祭以祀游魂。康熙志案：顺治八年九月二日破定海，阖城被难，俗呼为难日。旧志所载之事，今多不举，惟被难诸家于是日设祭，谓之屠城羹饭”。[13]（卷15，“风俗志”，P7a）如果说前面的例子都是前朝之事，顶多有影射之嫌，后一例则是对本朝定鼎时清兵屠城死难民众的纪念，这种对政治忌讳的挑战同样被化为一个民俗节日，与中元节、祭厉等做普渡时类似。这样的地方文化传统、这样的历史记忆传统与太阳生日的习俗完全是一致的，它们的内在逻辑完全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同样存在太阳生日习俗的台湾，也有把对惨痛历史的记忆化入地方民俗传统的例证。《台湾省通志稿》认为，当地民间信仰中普遍存在的“王爷”有130多都是“明郑之忠贞之士，或有功于地方者，台人崇其德、怀其义而祀之”。在这些王爷中有各种姓氏，但“其中以朱、李、池为最多”[17]（P1377）。郑成功被赐国姓，故朱姓成为一种象征，他们被混入王爷信仰，也可以在民众信仰中长期留存。前面所举台湾父母会图谋三月十九日起事之例，虽未必与太阳生日有关，但却反映了三月十九之事之所以成为动民民众的资源，是因为它深深植根于民众的历史记忆。